郭净 2007年
2005年云之南举办了“社区影像单元”，放映了一些村民和环保工作者拍摄的影像作品，引起观众的兴趣。今年举办第二届，汇聚了更多的作品，有启发的东西更多了。因为在短短的几年间，比较便宜的数码影像产品迅速普及到城乡，拍摄成了一种大众的行为。 在做影像展期间，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社区影像的普及工作，这些经历，让我目睹了草根影像生长的情形。一个活动，是200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讲习班”，另一个是2007年10月，民间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举办的“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10月10日是乡村之眼活动的第一天。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组织者请他们各自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下面是我随手做的一个记录：
左边戴眼镜的是仁青桑珠，他用电脑输入地方文献把眼镜弄近视了。
1.仁青桑珠（西藏贡觉县东巴村村民）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 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象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旺扎大叔说话总是慢慢的，平静的。
2.旺扎（云南香格里拉县棘沙村民）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 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 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 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噶玛是措池村环保的领头人，培训时是大家的活宝
3．噶玛（青海玉树曲玛莱县措池村民）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去年参加保护国际的会议，我跟其他拍摄者学了经验。但现在机器被村民看坏了。拍了一堆素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县里乡里的会议，村里的大事，和美国专家穿越保护区，50户村民移民到格尔木。照相呢，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拍过漂亮的风景，雪山，雄伟的野牦牛。最大的感受，一是给村民看得太多，把摄像机看坏了。二是拍得太多，应该有明确的东西 ，拿出来给社区看。
扎西尼玛用摄像机写诗
4．扎西尼玛（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人，旅游局工作，诗人） 1998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做“香格里拉”记实片，在茨中村、红坡村、雨崩村和西当村，以及阿牛的藏文学校拍了4个片子。他们虽然拿着机器，但片子好象是我导演的，真的导演不懂藏话，便觉得我还是个做导演的材料。1999年明永村开发冰川旅游，云南社科院的郭净在村里转来转去拍摄，日本登山队的小林也在拍照片，他拍核桃树，小孩子哭，还有人睡觉。看他们拍，又发现村子在变化，比如马吧，以前有两种用处，做运输工具，男人过节的时候骑。旅游开发后，马就变成驮客人的工具了。那年4月30日我们村通了车路，五一黄金周期间虽然下大雨，地上积水，可还是来了大批游人，马背上汗气腾腾，我坐在饭店里招呼客人，没什么事，看人被马驮来驮去，就想用文字记录村民角色转变的感受。 一个搞探险旅行社的朋友来了，带了台DV，从取景框看是黑白的，放出来才有颜色。我拍了老婆洗头，在电视上放 出来，她说真漂亮。我有了想法，就跟郭净说要拍我们村的冰川。1999年冰川消融得厉害，之前我带几个香港人上冰川，他们看到冰舌处黄灿灿的沙棘树，80多米高的冰壁，像喷泉一样的冰河，他们很感动。第二年冰川开始化了，新在连最上面的部分也在融化，岩石都露了出来，不知道冰川旅游还搞得了几个季节，所以，我拍了《冰川》这部影片。
阿洛跟刘文增老师对拉弦子，他想用十年时间记录村子的变化
6．阿乐（云南省怒江州迪麻罗村） 1998年我们村一个老乡从台湾回来，带了台摄像机，那是我第一次见过。亲手摸是1999年。CBIK做项目的吕宾带我们到中甸参观，他带着DV，我跟他学拍，拍了从怒江到中甸的过程，刻了光盘给村民看，每个星期六都会放给村里人看，还有人不信是我拍的。这以前我拍过照片。台湾带来的摄象机有次到了我手里，正好村里出了不好的事，电力公司砍了我家20几棵核桃树，被我拍下来了，我拿去找副县长，他不理我，我心里很难受。我去找电力公司，经理不承认，我说要把片子给媒体曝光。我得知省长要到怒江，便找了林业局长，他看了片子，逼电力公司赔偿我6万元。以后我便很想拍。我们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好的坏的事情都多，我要拍了让下一代看。
索南更庆管着一座寺院，非常喜欢拍花朵。
7．索南更庆（青海玉树称多县赛康寺僧人） 我们寺院有500多僧人，我是主任。2000年拿DV拍大喇嘛的活动，拍了拿去西宁做光盘，但拍得像晕车一样，两次都报废了。拍的只有2004年的可以看，那是21个寺院僧人的辩经法会。
2005年我们成立 了尕朵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朵觉悟是我们的一座神山。我做协会的工作，镜头便对向环境了。我们山下有个冰湖水也干了，那里有传说故事的。以前人们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拍出来就看到了。2006年我们专门拍摄神山的花卉，从开春拍到秋末，拍了200多种。还打算拍神山的动物，以后可以看发生的变化。
上面这7段藏族与摄像机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也联想到很多事情。比如，我原来以为中国早期DV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城里的艺术人士，但有几位藏族就在1998年DV先锋者刚开始行动的时候（我并非先锋，可也是那时拿DV拍摄的），也开始拿偶然碰到手上的机子拍东西了。要知道他们住的地区都非常偏僻，那在靠近内地的农村，DV拍摄是何时以及怎样开展起来的？
在城市里，DV早期大多被当作艺术的工具，或者当作“纪录片”，说是记录，可骨子里还是艺术的一种，所谓纪实艺术。许多拍摄者的梦想都是当导演，搞电影。可这些藏族人原来没有艺术的概念，只是拿机子拍村里的活动。其实，活动影象被当成艺术展示是后来的事，当初它的发明者和早期使用者就是拿它拍摄日常的活动，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录像。藏族们都谈到后来有了构想，整天关心开会和环保，拍摄反而失去原来的乐趣了。那么，除了好玩的初衷，非艺术的记录还有什么价值呢？藏族都提到了“变化”，他们是信仰轮回的民族，所以对生命的改变更替刻骨铭心，原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原来的老人死了，原来洁白的冰川融化了，原来绿色的山秃头了。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把照片叫做“此曾在”，此刻看见曾经存在的，在镜头里看见逝去的生机勃勃。
影像在成为艺术和社会表达的工具之前，本是保存生命记忆的发明。人们因为身处生死循环的中阴当中，要借一切手段，如文字，图画，影像，光盘，移动硬盘，生物芯片保留点转瞬即逝的感觉。其他东西都是在这种企图上一点点附加上去的修饰。所以，我对在农村看到的一种景象特别有感触：某人拍了一段DV，不加剪辑，在家里当场接上电视，放给亲戚朋友看。每个人都看得着迷，为自己刚刚流失的那一部分生活再现于镜中而心醉神弛。
也所以，藏族拍摄者们不着急观众的问题，不用在坐着稀稀拉拉几个人，还有人打瞌睡的大厅里闷闷不乐，更不必在观众不提问不鼓掌就离开的时候暗咒他们没眼水。他们的社区放映活动总是热热闹闹，笑声不断。我喜欢专门的纪录片和实验影片，但我的感情更亲近家庭录像，亲近能把我的视觉拉到身边和心里的影像。
让城市的观众分享来自社区的影像，也帮助影像的多种功能相互对映和交流，可说是这个单元的初衷。我们更希望把影像带回到城乡的广场和家庭，让记忆回到记忆者的身边。在这个意义上，本单元仅是一个开始，它应该催化出许多小的“社区电影节”，在玉树州，在德钦县，在巍山古镇，在龙嘴石和果噶村。
郭净 200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