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吕文煜
何谓华语独立媒介考古学？换言之，我们如何在华语语境中批判性地运用媒介考古学这一方法，并结合中国独立电影的历史与实践进行思考？这正是《华语独立影像观察》第七期探讨的核心问题。过去十余年，在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和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学者的推广下，媒介考古学已成为媒介研究者与艺术家回溯旧有材料、以更好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富有成效的方法（Parikka 2012, p. 2）。媒介考古学强调技术与档案发现的文化和理论潜能，通常以“新”与“旧”的动态互动为特征（Parikka 2012；Elsaesser 2016；Strauven 2021）。在华语语境中，这一辩证关系尤其引人共鸣：它不仅呼应了数字化以来技术迭代的高速循环，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独立电影的诞生相互契合——彼时新观念不断取代、更新并与旧观念相博弈。然而，当前关于媒介考古学的讨论更多源自技术为主导的欧美视角，对非西方文化的关注尤为不足。为弥补此空缺，本期期刊从动态与静态的华语独立影像出发，引介相关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一条本土化的观察路径。本期既立足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独立电影史，也将视野扩展至各类媒介材料：从摄录设备等成像技术，到拾得与再媒介化的影像、摄影作品，再到独立影像文化中的档案实践。
回溯中国独立电影史，其早期发展与上世纪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手持DV摄像机等便携技术的引入密不可分（Berry et al. 2010；Robinson 2013；Zhang & Zito 2015）。显然，DV摄像机并非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独立影像创作中唯一可供媒介考古的场域。通过媒介考古学方法检视各种材料，本期期刊揭示了诸多隐藏的媒介场域与交叉点——例如丛峰的文中谈到的对过时技术的再利用——这些案例指向了重新理解华语独立影像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华语独立电影与影像文化跨越了赛璐璐胶片、VHS及DV磁带，再到当下盛行的多种数字格式。电影人、摄影师、档案工作者与策展人共同见证了媒介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变，也经历了影像制作工具的民主化，以及智能手机和袖珍相机带来的个人影像的激增。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华语独立影像的历史与文本，但对其材料的生产、保存及影像“后生命”的讨论却付之阙如[1]。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期特意将“工具史”凸显为作品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为华语独立影像文化编织一条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材料的谱系颇具吸引力，但本期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历史回溯。历史叙述固然在各篇文章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本期的主要目标是——借用帕里卡的话——为“在当代文化中如何进行媒介考古式思考”提供洞见（2012, p. 2）。因此，本期的多篇论文以当下视角介入既往材料，展示了重新思考、动摇乃至打断线性历史时间轴的可能性，尤其是1989年后建构的官方叙事；它们也引导我们关注独立文化日益缩减的公共空间[2]。
本期通过“淘汰”（obsolescence）这一关键概念来挑战线性时间叙事。所谓淘汰，是指在“进步”逻辑中被遗弃的物件、技术与思想；而此“进步”基于官方影像政治优先展现高度策划的、技术先进的中国视觉性，而压制其余部分。因此，在华语语境中阐释“淘汰”尤显重要：独立影像实践经常主动使用拾得素材和老旧技术，与高清的主流视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淘汰”呈现出“存续”与“压抑”两种对立倾向，它凸显格式过时后的物质残余，并挑战“新事物”必然压倒“旧事物”的观念（Tischleder & Wasserman 2015, p. 2）。由此，“淘汰”引导我们关注华语媒介文化中彼此冲突的时间能量，尤其是影像技术、材料、空间与观念如何复现，并抵抗被淘汰。
此外，“淘汰”亦是理解埃尔塞瑟所称“媒介考古学最初冲动”的关键：即“让过去重新变得陌生，而非过于熟悉”（2016, p. 334）。当某一媒介格式因消费主义的计划性淘汰而被替换，仍然存在的过时媒介便成为重构被“新”、“优”媒介霸权所碎片化并压抑的记忆的替代路径。与过时材料的互动搅动尘埃，拒绝过去的沉积，并发问：当我们打捞在中国现代化加速度中被弃置的媒介材料时，究竟利害何在？换言之，本期亦提议将媒介考古学视为一种社会再想象，而不仅仅是阐释新旧媒介关系的方法。通过这种本土化视角，我们得以更好理解独立影像如何被淘汰循环复杂化[4]，以及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如何将华语影像政治去中心化。
尽管本引言试图将媒介考古学映射到华语独立影像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它并不意欲将过去对象纳入任何固定的叙事或框架。同时，本文也意识到媒介考古学易于倾向技术决定论、从而弱化社会结构问题（Skågeby & Rahm 2018）。为避免此倾向，本期呼应斯科格比(Skågeby)与拉姆(Rahm)在《什么是女性主义媒介考古学？》中提出的策略：在进行媒介考古时持续追问那些“他者”问题——“谁在赢，谁在输？谁制定了规则？我们告诉失败者什么故事，让他们愿意继续参与？”（Skågeby & Rahm 2018, p. 14）。这些问题同样适用于本期华语独立影像文化中的媒介考古讨论。我们还应追问：为何独立影像创作者要有意使用过时技术？持续升级尚未报废的媒介格式究竟让谁受益？从根本上说，华语独立影像语境中的媒介考古学是一种兼具技术与社会维度的方法论。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以“什么是华语独立媒介考古学？”来架构本序言的论述，正沿袭了众多学者撰写媒介考古学时的探讨方式，并突出该领域的多元性与开放性[5]。更重要的是，这一开放式提问标示着：本期并无意对华语独立影像中的媒介考古及相关实践勾勒一幅穷尽全貌的地图。相反，我们旨在提出问题，并探索将媒介考古思维应用于材料、档案、技术与观念的多样路径，开辟新的观看方式，进而孕育抵抗资本主义进步叙事的新方法。换言之，本期《华语独立影像观察》力图呈现并分析华语语境中的媒介考古现场——从家庭影像的档案化、追踪华语离散影像作品、到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技术——汇聚学者、档案员、艺术家与电影人的多重视角。作为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CIFA）主办的刊物，以下文章亦与CIFA丰富的馆藏一起，成为一处媒介考古现场。通过汇聚多元叙事与案例，本期旨在拓宽媒介考古学与华语独立电影两大领域，促成二者之间更具意义的交叉与对话。
本期《华语独立影像观察》（CICO）共分为四个板块。
引言之后的第一版块题为“档案去中心化”，收录了两篇学术文章与访谈，聚焦当代华语影像档案的现状。作为媒介考古学的重要概念及方法论基础，“档案”必须在华语语境中被重新定位，尤其要联系到民间与独立的建档实践。身兼档案员与学者身份的韦怡舟以台南艺术大学（TNNUA）与厦门大学（XMU）的案例为例，提出建立去中心化电影保存体系的可能路径。艺术家顾雪则在访谈中详述她创立“家庭影像馆FamilyLens”的初衷——这一社区导向型机构旨在推动家庭影像的保存，并鼓励大众记录自己的家族故事。两篇文本共同呈现了当代华语影像档案实践的一隅，为后续的媒介考古学讨论奠定基础。
第二版块“拓展媒介考古学”包含两篇以媒介考古学为方法的案例研究，关注中国及离散华人的影像创作。沈秋阳（Lynette Qiuyang Shen）探讨了两位离散艺术家殷子静与欧阳霈萱在其实验电影中将“坏影像”（bad images）作为生成性的美学手段，以此冲击“真实性”与“中国性”的界定，并拓宽华语独立电影的范畴。伊莲（Désirée Marianini）的文章则通过理论取向的文本细读，分析雷磊的影片《动物方言》（2019）如何再利用与重塑拾得素材及档案录音，建构其独特的影像诗学。两篇论文在媒介考古学与“淘汰”理论的视角下展开，展示了对华语独立影像文化进行媒介考古式思考的多样路径。
第三个板块“更新与再循环：艺术家之声”由艺术家们的亲身叙述构成，其中两篇为导演手记，两篇为群体访谈。导演丛峰回顾自己以老旧技术与拾得素材进行“技术拾荒”的长期创作实践，并阐释这种方法带来的“只有边缘性的存在才可能有的自由”。动画导演雷磊聚焦独立影像创作中常被忽视的“画外音”，思考声音与影像在概念和物质层面的互动关系。SWYC（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工作小组成员时间、陈爵、王子军与邝杨的访谈带我们回到中国独立电影初期，首次详述中国电视台技术史的亲历经验，并讨论他们于1991年撰写《新纪录片运动宣言》的过程。李维与梁晨的访谈则围绕二人的废墟摄影项目《蒙尘与划痕》展开，探讨他们如何在武汉的半拆迁居住空间中以多媒介的形式重新激活拾得的家庭照片与影像。本版块展示了跨媒介、跨时代的多元艺术实践。
最后，本期还特别设置了“华语独立影像新研究”这一版块，展示当期主题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期的两篇学术个案研究切入华语独立电影的不同面向：庞鸿以王兵的《三姊妹》（2013）为切入口，从艺术史视角探讨其作品的绘画性；孙晓雪则在“影像行动”与酷儿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分析崔子恩影片《少年花草黄》（2005）的数字视频行动主义实践。
在本引言中探讨了种种可能性之后，我想借用托马斯·埃尔塞瑟在《媒介考古学作为症候》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作为结语：“电影（究竟）有何用？”（Elsaesser 2016, p. 188）。埃尔塞瑟在阐述媒介考古学可能充当“危机管理”工具后提出此问，并指出人们对现代进步的信仰正逐渐丧失，由此引发了“历史与因果的危机，这又被放大为记忆与回忆的危机，进而反映为叙事与讲述的危机”（Elsaesser 2016, p. 188）。这些危机几乎在世界各地均可见，但在后社会主义、后疫情的中国尤为深刻——历史、记忆与宏大叙事早已纠缠并被预设。将“电影（究竟）有何用？”置于本期呈现的媒介考古现场，我们能获得何种启示？在中国独立影像文化生存空间日益缩减的背景下，本期对媒介考古学与“淘汰”问题的探讨，仅是将这一方法本土化的初步尝试，旨在指向一个兼具社会技术意识、历史自觉与再想象潜能的华语独立影像研究与实践未来。
致谢
本期《华语独立影像观察》专题的顺利出版，得益于主编余琼（Sabrina Qiong Yu）与卢克·罗宾逊（Luke Robinson）的悉心指导与慷慨帮助；他们在编辑过程中不遗余力，确保了每篇文章的学术品质。同时，我衷心感谢为本期贡献智慧与创意的学者、艺术家、档案工作者和电影人——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成就了这一别具意义的专题。
注释
[1] 关于中国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可参见开放城市纪录片节（Open City Documentary Festival）于 2023 年出版、潘律与王博主编的《Non-fiction》期刊第五期。链接：https://opencitylondon.com/non-fiction/non-fiction-05-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
[2] 自 2010 年中期起，中国独立影像文化持续遭遇打压，北京独立影像展、栗宪庭电影基金等影展与机构相继被迫消失。最近的例子或为 2025 年 3 月 2 日广州“独角放送室 Unicorn Image”的关闭——该空间一直是本地独立导演放映及影迷活动的重要场所。关闭声明见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p/DGck6Z2x7Jj/
[3] 相关讨论可参阅本期第二板块沈秋阳的文章《坏影像作为离散家园：华语离散影像中的媒介淘汰探究》，以及第三板块丛峰的论文《加速，过剩，技术拾荒与影像回收》。
[4] 如前文所述，本期尝试将“华语独立电影”的界定扩展到影片文本之外。例如，在李维与梁晨的访谈中，“独立影像”体现在对居住废墟中旧照片的打捞；在沈秋阳的文章里，则呈现为对家庭影像的电影式操演，等等。
[5] 可参见 Jussi Parikka 的《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2012），以及 Jörgen Skågeby 与 Lina Rahm 发表在《communication +1》第 7 卷（2018）的〈What is Feminist Media Archaeology?〉。这两部著作亦展示了该领域从总体评估数字媒介演进到聚焦诸如女性主义媒介考古等重要子领域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Berry, Chris、吕新雨、Lisa Rofel. 《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公共记录》. 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Elsaesser, Thomas. 《作为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史：追踪数字电影》. “电影文化转型”丛书第 50 卷.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 〈作为症候的媒介考古学〉. 《电影与电视研究新评论》(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14 卷 2 期 (2016): 183–192。
Ernst, Wolfgang. 《存在中的科技逻各斯：激进媒介考古学与计算机器》. 纽约：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 2021 年。
Huhtamo, Erkki、Jussi Parikka编. 《媒介考古学：方法、应用与启示》.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Jucan, Ioana B.. 〈导言：存留 × 残留〉载于 Ioana B. Jucan、Jussi Parikka、Rebecca Schneider编《存留》. 德国：meson press, 2019 年. DOI: 10.14619/1495。
潘律、王博. 〈过时与复活：亚洲的考古电影〉. 《Non-Fiction》期刊第 05 期. 开放城市纪录片节, 2023 年 2 月出版. 访问日期: 2025 年 6 月 10 日. 链接: [https://opencitylondon.com/non-fiction/non-fiction-05-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https://opencitylondon.com/non-fiction/non-fiction-05-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the-obsolete-and-the-resurrected-archaeological-cinema-in-asia/。)
Parikka, Jussi. 《什么是媒介考古学？》. 剑桥／马尔登：Polity Press, 2012 年。
Robinson, Luke. 《中国独立纪录片：从摄影棚到街头》. 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2013 年。
Skågeby, Jörgen、Lina Rahm. 〈什么是女性主义媒介考古学？〉. 载于《Communication + 1》7 卷 1 期 (2018). DOI: 10.7275/fthf-h650。
Strauven, Wanda. 《触屏考古学：追踪动手媒介实践的历史》. meson press, 2021 年. DOI: 10.14619/1860。
Tischleder, Babette B.、Sarah Wasserman编. 《淘汰文化》. 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2015 年. DOI: 10.1057/9781137463647。
Zhang, Zhen、Angela Zito. 《DV 制造的中国：独立电影之后的数字主体与社会转型》. “关键介入”丛书.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1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