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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Jing (2012) 《明室）——摄影札记》，（法国）罗兰.巴特著，许绮玲翻译，台湾摄影季刊1996年版。 《哈扎尔词典》，（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著，石枕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雪山短歌》，马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十多年前，台湾的朋友秀兰给我带来这本书，之后，已反反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虽然只有171页，但总有那么一股吸引力，使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情不自禁地翻开读几页。可以说，它是引导我理解影像的指南。 过了那么些年，在影像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才感到从中悟出了点什么，开始动手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想法只能是我从书中“读”出的，不一定是作者的原意。 马尔巴的典故 在台湾译本的封底，引用了一段西藏的典故，在大陆版却删除了。这故事往往被评论本书的人忽略： “马尔巴因儿子被杀害而伤働无比。一名弟子说：‘您常告诉我们，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且不也是一种幻象？”马尔巴答道：‘你说的没错，但我儿子的死是一种超幻象。’” 这故事讲的是： 藏传佛教塔布噶举派的祖师马尔巴修得一门大法，叫“往生夺舍”，可使灵魂脱出自己的身躯，进入另一具尸体，使之复活。他的儿子塔玛多德跟随父亲修行，成为此法的独门传人。 一次，塔玛多德不听父亲的劝告，参加赛马，坠落悬崖，头颅摔成八瓣，伤势严重。马尔巴事先已看出征兆，得知噩耗，忙赶去半路看望儿子。弟子们请师父行往生夺舍法，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马尔巴把儿子破碎的头抱在怀里，哀痛不已。 恰在前些天，一对老夫妻死了独儿子，马尔巴以佛理相劝，说得子丧子，犹如梦如幻，不要太过悲伤。此刻弟子以同样的道理来劝马尔巴，于是有上面的对话。   关乎个人的学问 上面这段典故与罗兰.巴特以及他谈论的摄影有何相干？ 依鄙人理解，《明室》的寓意实在包含在此典故中。罗兰.巴特开篇便舍弃学术的立场，申明只“以对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义的几张照片作为研究的根据，完全不关文本总体，只谈这些个体。”他甚至倡导开创一门个体的学问，不关乎普遍性的“知面”，只关注打动个人的“刺点”。所谓“知面”，即那些分门别类的普遍性知识；而“刺点”，则是与个人情感息息相关的关注点。玛尔巴为儿子的死悲伤，而佛教要世人不必执着于死亡，这中间的张力，正是刺点与知面的冲突和纠缠造成的。罗兰.巴特选择了超越幻象的“刺点”，不单出于深究学理的本分，更来自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   […]

Guo Jing 时间：1999年４月的一个晚上。地点：成都附近的小镇黄龙溪。 借着一家杂志组稿会的空挡，安哥给摄影的朋友们打幻灯。用他的话讲，是搞一个“行为艺术”。幻灯的内容来自他要出版的一本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二十年的时间，安哥用镜头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同这个伟大的书名相对照的是，他拍的全是平常稀松的私人生活，他的，以及别人的。几乎每个上了镜头的人的姓名和身份他都记得。在一个大的时代背影下，安哥观看事物的眼光相当个人化，其锐利的程度让我震惊。 点题的照片是个画人像的铺子，十多年前照相还不普及的时候到处见得到。不是表现艺术的那种，而是根据顾主提供的一张发黄的照片，有的是已故者，有的丢了底片，原模原样地放大了画一幅，追悼会上用，或者挂在堂屋的墙上。这家铺子按照行业的老规矩，把几张照片画挂在外头，以作招贴幌子。挂在外面的画多半不是顾客的定货，而是画像师自以为的杰作，而且，大多是每个人都能认出的那些面孔，伟大的，或有名的。总之，是被公众视线凝固了的面孔。在这张照片里，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巩俐。 安哥说打算选这张照片做封面，或许为了当中有邓小平，也为了当中有巩俐。可我觉得，里面最有意思的，倒是被他记录下来的“画”照片的习惯。没有照片以前，人物“写真”要比着真人画。可变形也是常有的事，或画得比本人美，如安格尔；或画得夸张，如凡高；或画得很怪诞，如毕加索。照片有了，可照相机还少见的那些年，仿照相片的“照相画”在中国很风行了一阵子，成为一门跟剃头匠、皮鞋匠平起平坐的手艺。不讲究笔触、风格、光影，只求形似。以至每个画像师都要备一支单眼放大镜，一支尖细的毛笔，蘸着沥青慢慢描，描出照片的效果。 不以真人作参照，而是以照片作为与真实等同的底本，照片便把真实的人取代了。从照片发明以后，影像相继演变为电影、电视以及电脑的形式，以铺天盖地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视野，不仅排挤着绘画和文字，也排挤着现实本身。直到排挤出一个“影像时代”或“读图时代”。 所谓读图，除漫画以外，大部分读的还是照片。 在我记忆中，影像时代和读图时代也是随着邓小平时代一起到来的，因为这时照相机和电视机才普及。或者说，是邓小平带来了照相术的流行，也带来了巩俐的一举成名。三十年前谁有台海鸥120还挺风光，如今到公园走走，除了动物以外哪个脖子上没挎台尼康佳能或者索尼？安哥的幻灯片里，似乎没见拍照片的，可他拍了一个画照片的，而且画的是邓小平和巩俐其实到了影像时代，拍照片的多了，画照片的也在增加。倒不是安哥照片里用毛笔和单眼放大镜的那种，而是用了Photoshop, 3D或其他什么手段。绝对真实，但肯定虚假。这些镜子里的影像诱惑许多人从此守在一台机器面前，在屏幕上抚摩虚幻现实，我就有点中毒。以前尝试过用毛笔蘸沥青画遗像，而今也在电脑上用Photoshop画照片。安哥也不得不中毒。放过幻灯以后，他听众多影友的指责和劝告，后悔自己不该化很贵的钱买了台放大机，而该去买电脑和扫描仪。如今，他大概也用起了无敌兔，也用几个T的硬盘储存作品了。 安哥都后悔，说明影像时代真的席卷而来了。而今，这个时代已经虚拟得让人难分真假。面对看烦了文字闹着要读图的群众，画照片的铺子在网络上一家接着一家开张。相信用照片可以记录真实的安哥之流，看来也得赶去占个地盘，丢掉老旧的照相机和放大机，换画笔玩玩。 不过，电脑上的图像如果都跟着《泰坦尼克号》和《少年派》的路数，就更难找人蹲在街头巷尾捕捉某个时代了。所以我又想劝安哥别碰那数码玩意儿，时髦倒时髦，但多半是copy的！

Guo Jing (2010) 2010年8月，我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吕宾到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白玉乡参加“乡村之眼”的培训。这是国内第一次由社区居民自己组织的纪录片培训，实施者是当地的民间团体“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短短的一周，我们和白玉的僧人、牧民朝夕相处，往往讨论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很多话要说。以下，是此次活动期间的一些谈话和思考。 一 从乡村到家乡 8月26日上午，培训一开始，本次培训的组织者扎西桑俄（白玉寺僧人）对学员们解释了横幅上活动名称的藏文意思： “乡村之眼”–域得米(Yug-sdevi-mig)，域（yug）的本意是“地方”、“范围”，引申为“家乡”。传统上牧区的人没有村落的概念，所以这个解释是从牧民的立场出发，把汉语的“乡村”扩大为“家乡”，相当于藏语中的“帕域”(pha-yul)。（米,mig）的意思是眼睛。 下面还有个副标题，汉语是：“纪录我们的环境和文化”，藏文写做： Ang-tsho-rig-gnas-dang-khor-yug-gi-dongs-bris 我们      文化   和   环境      纪录 其中的“文化”(rig-gnas)，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学问”，接近汉语“文化”一词的古典意义（教化的，有教养的）；“环境”(khor-yug)，在藏语中意为“范围”。这两个词，与现代“文化”（生活和信仰方式）和“环境”（人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外在条件）的含义并不一致。应该如何翻译，还要和藏族人深入讨论。 扎西桑俄的开场白发人深思。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村民纪录片拍摄活动，一直使用“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的概念。这里的“社区”，是一个从国外社会学借来的词汇。之后，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次“乡村之眼”培训，以及吴文光“村民影像计划”以后，逐渐出现了“乡村影像”和“村民影像”的说法。而此次跟牧区的人在一起，听他们的讨论，才感觉相关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本土化，即有必要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启发当地人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26日晚上，我们跟扎西桑俄讲到此次培训的地域范围，他这样说： “年保玉则是巴彦喀拉（蒙古语：黑色的山脉）最高的主峰，5380米，藏语叫让博岗（背脊山）。这个地区很特别，东边和南边有森林，青海省最大的森林，有四个人合抱的大树。我们在的西边没有树，属山的阴面。前面的水都流到长江，后面的水都流到黄河。 […]

Guo Jing (2007) 2005年云之南举办了“社区影像单元”，放映了一些村民和环保工作者拍摄的影像作品，引起观众的兴趣。今年举办第二届，汇聚了更多的作品，有启发的东西更多了。因为在短短的几年间，比较便宜的数码影像产品迅速普及到城乡，拍摄成了一种大众的行为。 在做影像展期间，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社区影像的普及工作，这些经历，让我目睹了草根影像生长的情形。一个活动，是200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讲习班”，另一个是2007年10月，民间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举办的“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10月10日是乡村之眼活动的第一天。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组织者请他们各自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下面是我随手做的一个记录： 左边戴眼镜的是仁青桑珠，他用电脑输入地方文献把眼镜弄近视了。 1.仁青桑珠（西藏贡觉县东巴村村民）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 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象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旺扎大叔说话总是慢慢的，平静的。 2.旺扎（云南香格里拉县棘沙村民）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 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 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 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噶玛是措池村环保的领头人，培训时是大家的活宝 3．噶玛（青海玉树曲玛莱县措池村民）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

Guo Jing (December 2015) 中国人类学从上世纪30 年代草创时期，就在国际性的学术 话语之下寻找自己的“地方性”。相比较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人类学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浸入式体验，这种观察和 体验式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对文化的“地方性解释”奠定了基础。 近年，云南学者李昕提出“地方影像志”的概念，并借助“乡村 之眼”团队付诸实践，改变了人们把纪录影像仅当作艺术或学术 作品看待的偏见。这种新的认识，为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描绘出 一个新的愿景： 借助生动的视觉语言激发不同人群的相互交流与对话；与地 方上的文化持有者合作，持续地记录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建立 可与当地社区分享的影像资料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地方性 知识体系；通过乡村媒体和大众媒介展开社区、学术和公众教育， 启发人们的文化自觉，带动人们改变命运的自主行动。这也应和 了台湾学者井迎瑞一直提倡的“纪录片的六个典范”，即纪录片 作为艺术创作，纪录片作为美学实验，纪录片作为政治行动，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