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or: Jigme Trinley Ethnicity: Tibetan Name in native language: འཇིགས་མེད་འཕྲིན་ལས། Director’s biography: Jigme Trinley, Tibetan, young screenwriter and director.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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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u Xue December 22nd, Tuesday, sunny It was almost 4.00pm when we arrived at Genhe from Hailar by car. […]

Curator: Gu Xue About ‘New’ Ethnic Minorities The first time I realised my ethnic identity was when I was making […]

1 November 2021 “创作与持续”笔记，去年开始写，既在乎新作者第一部处女作片子创作，也涉及作者“创作力强度与精度”（不只是“创作持续”）的“创作生命力”。这个笔记不是天马行空谈理论谈概念，也不追着大师分析名片（不是我专项也非兴趣），只专注“一起行走者”创作动态和轨迹走向（不是“视野狭隘”，只是时间精力有限）。 选择:  “选择”话题是俞爽挑开的，她先在微信和我谈她毕业后打算，我觉得小爽和我谈的有关“选择”话题，可以放到邮件组公开谈下，可能不单是小爽一个人面临的考虑。 小爽说她今年毕业，现在有选择几个，或者暑期找个实习地方为以后找工作准备，这样的话暂时离开村子，以后找个可以抽空回村拍片的工作，两者兼顾；或者暑期继续在村拍摄把片子做出来。小爽就此问我意见该怎么做更好。 我的答复很干脆：这种事应该自己拿主意做决定，一定问我的话，没有建议，只有一条路：继续做下去。创作这种事没法，只能这样。所以决定权在你，实际是看你的心的比重靠朝哪边。 我这么说意思很明白了，创作这事真的不是“歇上一阵又可以续上”，中断若干时间再返回，状态已经不在，重新培养谈何容易，这N年里我眼面前就横七竖八这样的创作夭折尸体。有些是已经做过一部两部甚至三部片子的人，第一部还曾名噪一时，对小爽这种还在摇摇晃晃“处女作”路上者，现实灭你永远没商量。 小爽要在暑期为毕业后找工作实习，毕业立业，人生道路必须，说到哪儿都是“正理”。我和小博（郝永博）在47公里晚走路时把这个话题扯出来谈了一阵，小博说到现在年轻人的惶惑与迷惑，大概意思是，创作与务实冲突矛盾很纠结。顺着这个意思下去，有此纠结因为太多发生就变得“通常”然后“正常”了。 对此我否认。你可以纠结但不能视为“正常”，不然的话，你想顺风顺水过上中产日子还想创作更上一层楼，不能两全其美就振振有词“我太难了！”。 踏上创作之路就事实上走在“非正常”路上，就是赌博就是冒险就是身家性命揣在裤包就是不归路。 “有那么严重吗？” “用得着这么严肃吗？” 有此存疑者，基本上就是文青情怀玩个时髦混个作者，对此我态度明了：我们还是趁早一刀两断吧，省得彼此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话说得清楚决绝难听，是彼此最好的尊重，稀里糊涂不明不白裹搅纠缠一起，才是最大的伤害。 所以去年底在西安美院工作坊结束之前，觉得和小博彼此心路通畅可以敞开一谈，于是有了我俩之间的一次名为“道路”之谈。基本意思是，既然选定创作为人生路（不是爱好兴趣玩一把），那就去他妈的考研读研（浪费父母三年辛苦钱）！也去他妈的找工作进公司穿西装听傻逼老板训话！“去他妈”后怎么走呢？就一年至少三个月守村子拍摄，三个月剪辑，这半年时间基本都在家里，吃住经济花不了什么钱。另外半年时间呢，接点小活做挣点日常开销，或待在工作室（秦家屯47公里昆明）完成片子定稿做点义工做点剧场有外出交流一起参与。 这样的方式不是从前草场地“圈养作者”那种，也不是秦家屯前五年的“80%野生+30%家养”，是前两种的优点集合缺陷避免（不能全包野生夭折率太高），这是秦家屯五年后过渡到的新方式，结果如何我们谁都不知道，但已经是之前经验上的集合，有反省总结和谱气的尝试。 必须得说，“选择创作”实际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保证大脑心绪情感思考在一种状态（与创作有关）中。 小博是头一个试验者。他在回村动作采访拍摄等等动作，从去年初延续到今年，当然也包括其间的消声失踪（去年9月至12月初，今年1月到3月，两次），这个我理解为初上路年轻人的恍惚摇晃，必须经历坎坷，但从失踪泥坑里爬出来和大家一起走必须是自己的主动，不然同伴的呼唤拖拉发而引发继续撒娇。 […]

26 October 2021 大概十四五年前，一个还是在校读影视专业的学生在网络上联系到我，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不能帮我到国外出名？” 他就是吴昊昊。在电影领域他被一些人知道主要因为他做各种低成本的、私人的、色情的和挑衅的内容。在过去这些年中，他跟我的联系并不多，除了我偶尔也放映过他的电影，以及他跟偶然跟我借钱但是会记得归还外。 他再次他跟我联系，是两年前他问我如何移民到美国。他说了他到国外后的宏伟计划。我觉这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开始拍摄他。 以上是我在刚开始拍摄关于吴昊昊的纪录片的时候写的一小段话。这部我四年前开始拍摄现在名为《海妖》的纪录影片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剪辑完成了。之间，吴昊昊好几次问我什麽时候能把片子做出来，似乎他比我还更有些着急。 吴昊昊似乎依然是吴昊昊。很少有人像吴昊昊那样在网络上介绍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号称热爱共产主义的同时积极移民美国的。当然，我也相信美国可能是更适合共产主义者，所以他也算做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吴昊昊的可贵之处，他没有宣称“美国需要他这样的杰出人才”，其实是太给美利坚面子。吴昊昊总是不掩饰他的观点和欲望，也不介意别人知道和讨论，他乐于暴露这些，就像喜欢暴露他的肉体。吴昊昊的移民我刚开始有些不以为然，刚开始时他希望我帮忙我也懒得回应，似乎有些不太好。他申请被打回来一次后，我改变了主意，我想如果有个共产主义者到纽约来改变一下华尔街，让富翁大佬分享我一点皮毛，也许我的物质生活从此也就大为改观，于是我180度的态度改变，全力支持他来美国搞革命。 过去两年中我听说中国有一些号称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被抓了，我们这些外人雾裡看花，这不是大水冲龙王庙的事么？还记得几年前还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容一个高校的类似分子在我的北京住宿呆一些天，因为这人正受到追查，我答应说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因为风声太紧，这个人最终没有来，听说去往别处还是没有跑掉。那种情节，很像宣传文学中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共产党员的待遇了。这多少让我觉得百感交集。今年再没有听到类似消息，不知道是被抓完了，还是转入地下活动了。吴昊昊没有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被失踪，也许他有接班的潜力也不一定，故此我还是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富贵了不相忘。 因为有吴昊昊的坦诚，我才有机会顺利拍摄到他和他周围的人的生活。具体关于我对他的观察和纪录，在这个影片中我觉得也已经足够，这么说并不是想揩油做广告。加这样一个文字采访，其实也有点画蛇添足，聊以打发时间，像拍摄这些影片一样，希望留下一点记录，并希望明天是吴昊昊的，是他们这批接班人的。 吴昊昊采访 2020年12月18号 朱：我们还没有严肃的谈过你的作品。 吴：咱俩聊的还不够多？ 朱：以前谈的都是你的私人生活之类的。 吴：我的生活不就是我的作品？ 朱：这句话说得很好。你的作品就你的生活。 吴：也没啥区别，比较透明。 朱：但还是要理一些东西，比如你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片子？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现在是做怎么样的，以后要做什么样的？ 吴：为什么？ […]

Our columnist Zhu Rikun’s new film No Desire to Hide (2021) has been chosen to compete with another fifteen films […]

14 October 2021 9月24号周五晚上草场地周末B站线上直播轮到我的片子《调查父亲》，直播放映最高观众量为2150（B站记录）。映后交流聚集到我们的老地盘腾讯会议室（参与人数最多为68）。主持梦奇说了开场白后给我出场铺路，我说的第一句是，“创作是幸福的”。 这句话距离我影片头一次放映后交流（1991.8福冈亚洲电影节）正好30年。日本福冈，我人生第一次出国飞机落地的地方。《流浪北京》放映结束我被映后主持带着走到银幕前面对观众，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记忆中当时目测大概有七八十观众，基本是日本人，大部分应该是福冈本地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当时的第一情感涌动是，创作是幸福的。 那一年我35岁，老大不小，抛弃“电视台专题片编导+中级职称+不久要发生的分房+可能的部主任+可能的……（百分之25-40可能，百分比多大就看我敢不敢把自己混成一个混不吝）”，跑到北京，待了四年，不打算结婚，更不会想“有个孩子”之类的事，租房住，出门骑自行车+公交地铁（1992后增加打车），1988至今在北京34年，挂着我名字的房子车子是零，等于说以后什么时候我要彻底离开北京就是一甩手的事。 但我在北京34年精神富有，而且不是一般的富有。2021年9月24日周五晚上，《调查父亲》B站（线上）放映并聚集到腾讯会议室映后谈，我说的第一句话“创作是幸福的”即来自此。 我想是不需要我饶舌“创作是幸福的”，我们聚集于此的人差不多都在创作中，动机缘由目的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创作是幸福的”依然是基本。 只是我一个65岁人（还差个把月），创作路上走30余年（1988年32岁前写作属于投石问路摸索探寻不算），这条“创作路”不隶属任何单位机构公司，就是我“单干”，独步人生（张慈1988年语），所谓“独立到底”。途中摇晃犹疑徘徊停滞是经常发生的事，某阶段“停滞”长达四五年，别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这个人创作是死翘翘了。 然后我重新“活过来”，这个“活”，不是弄个东西证明自己还在“干着”，是差不多心脏肝肺全换的“另一个吴文光更新换代”。九十年代末DV带给我的“摆脱团队资金拍摄自由”是一次，十年后2010借着村民影像和民间记忆计划两个事推助我彻底走向“个人影像”又是一次。 2016年完成的《调查父亲》，就是我创作生命第二次更新五年后的一个延伸，一个不管不顾，任性妄为，“自绝于热爱电影那些人”，试图在“材料及影像匮乏”状况下以一种“极简文本”方式打通“影像+小说”（算是我的野心之一吧）。 然后2021.9.24周五晚上，借着“草场地周末放映第34轮”我和各位线上一起看片并线上聚谈。我想说，这也是属于“创作是幸福”一部分，而且是我现在更为看重的一部分。创作是个人的事，但和一群人一条路上同行，“个人”与群体聚合，力量智慧成倍增加，甚至都会变成一个自己都会惊奇的人。 写到这里才是我写这篇笔记“创作是幸福的”的重点，我的体会往前延展是，一个人的创作幸福是常规是普识，但如果一个人的创作和一个创作群同行，那种幸福就是独特并持久深远，2010后我的创作属于后者。没有之前五年村民影像启发刺激推助，就没有2010的“个人影像”开启的《治疗》；没有五年民间记忆计划跟随也就没有走至2016的“影像写作”《调查父亲》。这个我心里太清楚了，不是努把劲要个牙发个毒誓暗中使劲读几本厚书来个理论升华……问题，不行就是不行，固守颓唐落伍（甚至可能还出现与年轻时“先锋实验”之“反动”案例）差不多就是发生在中国创作人中间的常见“狗尾续貂”。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不归为此类。原因是，我和一个创作群同行。 这个“创作群”，就是持续走了12年的“民间记忆计划”。12年中“创作群”也经历两次巨大更新，2010-2014，草场地时期；2015-2019，秦家屯时期。似乎是一种规律，约五年一次更新。我自己，回头对那些曾经创作同行者怀有感激，但更多朝前看，感情精力投入“现在创作群”，即2020“疫情封锁之年”开启的线下伙伴+新参与的线上伙伴，我和他/她们共同集合在线上并以一种无限广阔势头延伸下去。 一个人的创作和一个创作群同行，水涨船高，各条水流汇集成宽广汹涌河流，在如此暗黑严苛冰冷时代（差不多可以形容为“创作冰川”），一个人和一个创作群正在朝气蓬勃新鲜生动朝向一个未知远方。这就是最让我感动温暖的“创作是幸福的”。 这篇笔记写到这里以为话说得差不多了，但却是“映后”话头引出来，拦不住地继续流下去。心情可以理解吧。对一个影像作者来说，“映后”就是作品发表，和观众见面，无论看的人多寡，都是不请自来，不管这些来看的人心情感受评价如何，也不管一个作者创作时如何“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是我认可的“创作自由”），等轮到片子放映，对作者来说，就是把自己亮出，或者说抛出去了。 所以以前草场地对带新片出场作者的戏言是“把自己嫁出去”。处女作放映是初嫁，第二部是二嫁，第三部是三嫁……在乎自己作品的人，无论走到“多少嫁”都很可能依然“初嫁”一样忐忑心跳喘喘——大姑娘上轿。 我可以归为这类。《调查父亲》首映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2016年。这是我影像创作26年第十一部片子（短片不算），我的“第十一嫁”。补充一句《江湖》片子1999出来后，我基本不再往电影节主动投寄片子，哪个影展或机构要放我随便。《调查父亲》在台湾TIDF首映是影展策划林木材邀请。2015年草场地作者转移秦家屯第一年剪辑工作坊，来自TIDF的木材和婉琳，还有来自日本的老朋友秋山珠子及密西根大学研究亚洲电影学者马克也来参加，《调查父亲》初剪在工作坊放了。木材看了好像没说什么，个把月后有天邮件问我愿不愿意《调查父亲》在次年TIDF放。《调查父亲》可以算作我“个人影像创作”处女作《治疗》（2010年）后迈出的第二步，间隔六年。片子出来有影展主动邀约我当然高兴都来不及。 2016年台湾TIDF，“民间记忆计划”在影展为专题单元，8个民间记忆计划作者及12部片子放映，《调查父亲》也在其中。放映是在TIDF主会场，西门町影城，8百至千座位大影院，那天我目测入座约六七成。我也在观众席中，跟随80分钟走完。映后主持是木材，他简单说几句后就把话筒给我，我第一句是，这片子好得我真想爆粗口。 我冲口而出的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我真觉得这片子好，我为自己做出这样的片子骄傲。我有个做实验艺术的朋友说他做的艺术永远门前冷落，如果自己都不喜欢的话就太没意思了。我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