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m Illuminating Social History: from Tiexi District to West of the Tracks
一 在纪录片《铁西区》的开头，导演王兵对铁西区做了长长的字幕介绍。沈阳铁西区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它于日伪时期建立，1949年后又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苏联模式重塑，成为国有企业性质的庞大工业群落。到新千年前后，大厂依次被拆，旧时代分崩离析。 铁西区在王兵眼里，更多是中国几十年政治、经济、生活史的一个缩影。王兵以前在沈阳上学，经常来铁西区拍图片。1999年下半年，他携带摄像机来到铁西区，到2001年共积累素材300余小时。2002年，《铁西区》开始在多个国际纪录片节上放映。 《铁西区》的出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的DV制作确立了地位。它既为一种技术（Digital Video）赋权，也是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赋权。2000年后中国 DV作品数量渐多，但是观众并未在心中真正认可其正统身份，同样，民间独立纪录影像虽然被认为意义重大，但并不会被认为可以放入经典艺术的范畴加以看待。《铁西区》以其体量之庞大，内涵之富丽，确立了其经典地位。加上他能够在国外院线上映，此后，我们的传统电影观念才真正向这种新电影介质开放。 《铁西区》纪录的是社会主义伟大实验的最后一天，那个杯盘狼藉、人走茶凉的哀伤的下午。沈阳铁西区作为具有巨大象征性的题材，选择它进行拍摄，是纪录片成功的第一步。铁西区首先是一个形象、表象，然后是一个意象，它具有宏大的象喻的功能。它不仅仅是铁西区，它是中国整体。铁西区具有这样的象征力量。今天来看《铁西区》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中国和西方传播的观众诉求，显然也与它是社会主义代表性景观有关。 二 《铁西区》分三部分，依次是《工厂》、《艳粉街》、《铁路》。《工厂》主要拍摄工厂，多为车间工作和工人休息室的交叉剪辑。休息室里，工人们打扑克，说脏话。闲谈时预测着厂子倒闭的时间，似乎所有人都是被动的存在，个人命运和工厂的前景都不受个人控制，他们早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公”，或者说，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这里的主人公——这一点可以通过影片展现的一贯的工厂管理机制作为佐证。 工作已然没了热情，工人们当着摄像机的面，毫无心理障碍的脱了衣服，赤裸裸走向澡堂。新千年来临，厂里面聚餐，大家说来年厂子就解散啦。然后大家一起唱卡拉ok： “让我告诉世界，中国明天进行的怎么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向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夏天，冶炼厂的职工在倒闭后去疗养院做最后一次排毒疗养，摄像机在此捕捉到了工人们的精神状况：看黄色碟片，唱革命歌曲。《工厂》一直追踪拍摄到厂子倒闭，大家拿到了滞发的工资，工厂停工，有人来厂子里面翻拣，希望拿回家去一点值钱的东西。这似乎是集体、国有、共有观念的最后遗存。最后，他们面对未来的股份制，头脑一片茫然。 “什么是集资，什么是入股，你拿两万，过两年亏损和破产，你这一万都拿不回来了。”他们已经对这种集体制度完全失去了信任。 《艳粉街》则拍摄了工人家属区的日常生活与动迁事件。本部分由铁西区政府彩券发行现场开始。主持人手拿麦克风说服听众，台下大部分人是下岗职工们：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抽烟，伤肺，喝酒，伤胃，到歌厅，高消费，买点彩卷，经济又实惠。” 生活区其实是一排排低矮的棚户房，我在东北很多城市见过类似的居住区，比如大庆的萨尔图、鞍山都有叫做铁西的地区。那种因为能源工业而临时聚积在一起的地区，也是同样低矮粗糙的棚户房，从外面看他们杂然拥簇在一起，但是进入内部，则每个空间和角落都被有秩序地使用着，形成了暖老温贫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 孩子们在脏乱的街道上谈恋爱，开玩笑，调侃着未来和理想。这是工人子弟的面貌——他们漫无目的但兴致勃勃地活着。贫穷的男孩在情人节的时候，仅能买个气球送给女孩。 他们偶尔思考如何去打工赚钱，找点废品卖似乎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工作，但他们更多的精力则倾注在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上。 《工厂》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开始出现了拆迁事件。大街上贴出了拆迁布告，工人家属们为新房安置议论纷纷，无论满意与否，最后都搬走了。有人在废墟上挖先人的骨灰盒，想一并带走。骨灰盒在地下挖了半天都挖不到，晚辈们于是对着地下发牢骚：“奶奶，儿子们来抠你了。你可别磨唧了，快出来吧。”大片的废墟在雪中沉默，旧的集体生活烟消云散。 《铁路》是第三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