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courtesy of C/Lens) In this webinar organised by C/LENS on 26 June 2022, Dr Zhou Yunyun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

26 July 2022 一个月后我去了五个村民参与者位于山东、浙江、湖南、广西所在村子做“实地辅导拍摄”。广西农科所在村子是最后一站，那天跟着农科在地里犁地干活，中间休息时我和农科坐在地里聊（我的摄像机支在我和他之间记录下我们的谈话）。 农科说他从北京回家后： “从北京回来后，我老婆是挺高兴的了，说看来这是真的。我说，我带了几百块钱去，你看现在我的钱都全部带回来了，一分钱都没有用，吃的住的什么都不用我掏钱，我把钱都带回家了。她说，那好，你还赚几百钱回来呢。那天晚上高兴得睡都睡不着了。我儿子看我拿回机器，说过两天你教教我，我也去拍一拍。我说，这下你不说是假的了吧，你开始还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吧。你看现在，这个饼是真的掉到我的手上来了。” 农科接着说他在草场地三天感受： “在草场地培训的几天，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筋打开了，什么都是挺新鲜的。比如说住的宾馆吧，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住的第一回吧，早上起来我下去看那个宾馆的早点啊，哎哟，那么多的早点，那么多品种，那么多花样，我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早点。我们在农村，要是吃早点话，就是把昨天晚上剩的饭热一下吃就是早点了。培训的时候就更加感动了，几个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用拍影的器材。几千块钱的摄影机，我以前不说摸这个东西，连看都没有看过，现在就送给我们了，还教我们拍。那么高端的科技啊，我一点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些吧，记性有些差，第二天就把第一天教的就忘了。后来又手把手地教，三天以后我就基本能掌握，基本上会拍了。” 我相信农科是真的在草场地三天培训过得很开心。我记得培训结束，参与者各回各村，农科走前又专门来一趟草场地，我和他一起在草场地食堂吃中饭。这次我和他聊了很多，我听他讲他的生活，他说他常年订《南方周末》等几种报纸，搞过养殖果树种植等，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手里有了DV摄像机才发现这才是“命运改变”的开始。他说如果他还活十几年，在七十岁以前可以一直用摄像机拍他家乡的事情。 听农科说着，我很感慨。第二天我在草场地邮件组里写道： “听了农科这么说，我放胆地想，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顺着再想下去，这十个个村民作者，如果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拍摄，完全按照自己想拍的东西来拍，比如一个村庄的生活或事情种种，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过年杀猪、种地赶集、孩子读书回家，等等等等，都是他们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继续给他们些什么样的支持呢？比如拍摄技术、磁带提供、交流放映等等。项目是停止了，但交流可能应该继续。” 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说那些话时，那个被叫作“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刚刚走出“拍摄培训”第一步。彼时，十个村民作者一些人脚刚刚迈回村子，或者还在路上，有关村子的镜头还没有开始拍，更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片子剪辑出来，但居然就提前预想到这个事情可以突破“一年项目”持续不断做下去。后来回想，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和我说的那些话就是“最初刺激”。当时坐在草场地食堂桌子对面的农科，他和我说话的神情语气是温和的，但明显透着坚决和力量，刺激我当时想的是，“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 “一个彻底土生土长……”就是我当时在草场地食堂听农科说那些话之后被刺激出来的想象（愿望）飞翔。这一想象或愿望后来并没有落实在最初刺激我的农科身上，想象变成事实发生的对象是当时完全“不被看好”的北京顺义沙子营邵大姐邵玉珍（至今十多年还在自己创作拍摄并有八部片子完成），虽然后来事实与当初刺激我的那个农科相悖，但这是我被改变的“最初”，跟着刺激我接下去要面对的是：是完成某个艺术计划给自己贴金，还是当作一种自我锤打道路没有终点走下去。总之，农科之谈类似“门缝打开”，随之“改变”一个跟一个跟着来了，那个“村民影像计划”有可能逃脱一次性花拳秀腿套路。 2005年11月下旬，我在农科的村子，广西隆安县都结乡都结村，典型广西石灰岩石地貌，农科家地里长着玉米也长着石头，机耕无法操作，农科依然像古代祖先一样吆喝着牛犁地。我在那里待了三天，知道农科有一亩多旱地还有一亩多水田，地里种的除了一家人全年口粮，就是养猪之用，卖猪仔的收入是全家一年全部。农科家住的房子是70年代盖的当地传统木板和就地取材石头住房。 伏在摄像机后的农科，他贴近显示屏的眼镜异常专注——我跟在持摄像机农科在他村子里——农科拍摄时姿势和眼神让我想起地质勘探者。去农科村子之前，我去过的四个村民拍摄现场，好像多少都会有陌生害羞生涩或大大咧咧，没有谁像农科那样——像什么呢？我在找一个恰当的比喻——终于得到一个珍宝并紧紧抱在怀里。 农科给我看他在我来之前拍的素材，内容有他在草场地培训时提交的“村民评判扶贫款分配”，一个典型的“村民自治”题材。素材在一个小时DV磁带里，没拍满，大概四五十分钟。素材依次是： 村子一块空地，巨大榕树一棵，一个中年男子扯开嗓门喊（说的是本地壮语，农科翻译说，这个人是村长，他在召集村民过来开会）； 村民三三两两聚拢，男女老少壮年背孩子妇女； 大树下村长扯着嗓门说话（农科翻译村长说是要开“扶贫款评判会”，申请“扶贫款”的有谁家谁家，现在要从这些申请人中评判出最需要“扶贫款”三户人家）。 素材跟下去是村民投票评选，场景换了另一块空地，一面土墙刷黑漆成为土制黑板，上面写着“扶贫款候选人”名字，每个名字下放着个碗，然后是投票村民挨个走到黑板前往想投票的碗里放上颗豆子。 […]

倒带回到2005年年末，十个村民参与者第二次北京草场地剪辑短片完成时，十个村民中九个在住地巨龙宾馆自发一次讨论会（未参加者伊初建在草场地帮助做片子后期），中心话题是，对参加这个计划感受如何？有人说满意，有人说有遗憾，有人说有意见，意见是短片剪辑时因为自己不会操作电脑剪辑由剪辑员帮助，对短片结果感觉遗憾；并提到我，说一些涉及村子“阴暗面”素材因为我不同意剪到片子里，感觉害怕“曝光”，村民参与者表达真实的声音被压制。九个村民参与者的讨论被现场参与者拍摄记录下来，最后谈到这个现场讨论拍摄记录该怎么处理时，一种意见是把记录磁带给我看，一种意见是在当晚短片放映时现场放给所有人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决定投票表决，有两票支持第二种方式，多数同意把磁带给我。以后我看到现场讨论实况视频记录。 九个村民自发讨论原文记录已经放入《亮出你的家伙》书中，写《失踪者·农科》文字，我重读现场讨论文字记录。农科是对参与感觉满意者之一，他反对把讨论现场视频在当晚“短片放映讨论”（相当于“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成果展示”）直接放出来，对把讨论记录磁带交给我方式他也没举手（弃权）。 九个村民参与者自发讨论是在宾馆一个标准间，分坐两张床及椅子。农科在其中，像平时一样他没有闲言碎语插话，要说话是深思熟虑才开口，现场农科有两次说话，我把他说的主要意思摘录如下： （农科）我也说心里话啊。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个是缘份，再个说也该谢谢吴老师，要是没有吴老师，我们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来两次了，来回车费报销，还有住的吃的，我们都不用掏钱。再一个呢，我们拍的这个农村自治，我们都是真心真意去拍了，但是拍出来这些镜头这些画面有什么样的效果，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做什么啊？就从我自己的看法来说，给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也不那么当真。就算你拍出那些东西来，能够反映中国村民自己？能起什么影响？能够起什么作用？不会吧！现在国家的政权、国家的制度，比如村民选举，还有这个自治有关的问题，轮不到我们讲话。我就说当着来北京玩一次吧，给我们来个旅游报销，已经太谢谢了。要不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我从我的观点来说，不管我们拍的怎么样，而且不管他们帮我们剪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就说，哪怕我们拍的怎么好，他们剪辑得怎么好，就算今晚大家放放，就算有关的人来看一下，那也不就了事了嘛，还有什么事？明天大家都回去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大家在座的在一起，这个说不清楚，那何必那么认真？再说人家帮我们剪吧，他是好心好意的帮我们剪，有时候他剪的地方呢，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或者跟我们的想法有点出入了，不大对头，那你当时你怎么不说？想这样拍，这个地方不应该剪，也应该可以说嘛。张老师跟我剪的话，我看她剪得挺好的，有的地方她说我就这样剪怎么样，你看怎么样？我说行行，都可以。那后来，剪完了，搞好字幕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如果我们跟吴老师他们闹起来，大家都闹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最后一次见到农科是一年后的2006年11月，中山大学邓启耀老师策划的“影像人类学研讨会”邀请村民影像计划参与，九个村民参与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准备时我再给农科电话，他说他愿意参加。这样相隔一年后我（也包括其他村民参与者）和农科见到。农科的变化是沉默更多，看不出有什么开心激动表情。只有一次，他对邓启耀老师感慨，真羡慕和喜欢中大校园，如果能在这里上学读书真是太幸福了！ 下面这篇文字是农科收到入选“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后写的。20005年11月我在农科村子时他把他写在信签纸手稿给我，有三张。我和他说过，我认识《南方周末》编辑。农科给我手稿时没说什么，我猜想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在《南方周末》上登出来吧。 我后来把农科手稿打字成文档传给认识的《南方周末》编辑。没有下文。就放在这里吧，标题是“感谢《南方周末》让我梦想成真”： 本应在星期五就送到的报纸，却拖到下星期三才送来，我真的一脸怨气，对投递员发牢骚，快变成南方双周末了，投递员有些“尴尬”。真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也难怪他，除了投递三个村的报纸和邮件，他每天还要卖农药、种子。我说我不想责怪他，我只是想能在这份报纸出版的第二天能读到它。因为我知道，《南方周末》在我们省府设有印刷点，当天是可以把报纸送到我们乡邮政所的。在做完当天该干的农活，喂完了牛啊猪啊鸡的，老天也拉下了黑幕，我只好开灯夜战了，或许它的真情、它的广度和深度，它故事背后的故事，使我对南方周末情有独钟，在没有读完那三十二个版面的报纸时，哪怕有人请我去喝酒，我都觉得那些鸡呀，鸭呀，鱼呀没有一些味道，在酒桌开席之后就借个理由，溜了出来，返回家静静地看我的《南方周末》。 那期是10月22日，我看到那份报纸的时候，已经是月末了，看到第26版的时候一个题目为“谁想用影像记录村民自治”的报道。深深地吸引着我，是真的吗？看过几遍后，我心里冒出了问号，真的有这天大的好事？入选的村民能得到的项目前期培训，制作设备和经费。这辈子没有摸过一天电脑的我第一次走进了网吧，请服务员帮我登陆“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网站”因为我是看不懂网站那些蛇一样弯曲的英文。我请求服务员帮我反复几遍看完网站的应征条件和要求，带着300度的眼镜，在电脑面前记完那些应征的条件和要求。 或许我的执着，打动了服务员，他反复地满足我的要求，他说他开张几年来还没有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光顾过他的网吧。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肯定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凭这几年的感觉，《南方周末》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次假话，而我想再大胆的网站总不敢冒中国民政部和欧盟的名义，因为他知道冒这天大不讳给他带来的后果。 来回的路费可以报销、住宾馆吃饭不用我掏荷包，而去的又是我一生所盼望去而没有经济能力去的地方——北京，这诱惑太大了。 在付出了半个夜晚不睡觉的代价后，我终于写出了两篇征文，因为感觉自己写的文字太不像个样子了，在打字店刚开门的时候，我就给打字员，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打完字又复印了这两篇征文，记得那已经是10月6日了，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九天。如果按投递员给我投递报纸的速度，若寄平信到期我的稿件或许还睡在邮袋里，如果在截止日期前能寄到那里，或许老天保佑我能梦想成真。 在反复询问邮局工作人员并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决定牺牲全家人两天不吃猪肉的代价投递了快件，因为它在四天时间内，可以到达我要到达的地方，记得那天是10月6日。 投递后的那几天，我经常安慰自己，这种事情，其实也像投彩票一样，在千千万万的人能中奖的的人几率多么地低，但又有一种思绪告诉我，或许我能中。那几天真像那彩民盼望彩票开奖一样。那是10月21日下午，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从来电显示那里看出是北京来的电话，我急忙抓起话筒“你是农科先生吗？”“我是，我就是。”“我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组，祝贺你，你的征文计划已经获得通过，近期内我们准备项目前期培训，希望你做好来北京的思想准备。具体时间，我们会近期通知你的。” 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蹦着，天啊，我真的被选中了，这不会是做梦吧？我用力拧了一下脸，感到有些痛，是真的了，因为睡觉梦见拧脸四不会感觉痛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说：是真的吗？我太高兴了，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过两天是23号的下午，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对方落实是我本人接的电话后说：“我是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的负责人，我叫吴文光，我们项目组决定在11月2日到4日召开村民自治影像项目前期培训班，你要在11月1日来到北京报到。具体的要求和有关事项我们已经寄去给你了，相信这两天你会收到的，如果不明白的地方，请及时来电话和我们联系，请你记下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这两天收不到我们信件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你的。” 真的，我真的能参加村民自治影像的活动了，兴奋之余，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这消息像开山炸石的炮声，在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 老二问我：“爸，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