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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过剩,技术拾荒与影像回收

碎片化到重构:《动物方言》(2019)中关于过去的碎片

坏影像作为离散家园:华语离散影像中的媒介淘汰探究

沈秋阳   概要 本文探讨了坏影像(bad images)如何作为关键的美学手法,运用于华人离散电影与影像创作中。这些低质量图像通常呈现出品质劣化的特征,多由淘汰的媒介、低技术设备或故障机器所产生。本文的讨论超越了关于媒介淘汰作为技术资本主义体系性条件的既有论述,转而揭示低质量图像与废弃媒介如何被重新挪用为一种离散的视觉实践,并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图像政治经济学的塑形。本文结合电影与媒介研究以及艺术史领域,聚焦于两部由女性电影创作者拍摄的实验性影像作品,她们均来自中国大陆,目前居住于美国:殷子静的《再鼓掌》Another Clapping(2001)和欧阳霈萱的《世界____》The____World(2021)。尽管她们各自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关注离散经验——殷子静在后文革时期创作,欧阳霈萱则在新冠疫情期间——但本文指出,两位创作者皆借助低质量图像的动员,挑战了关于“根源”(origin)与“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观念。这些观念在离散论述中充满意识形态与情感编码,并与复杂纠结的“中国”及“中国性”概念紧密交织。她们作品中那些模糊、错乱与失真的图像,并非象征着离散主体缺失了某种纯粹本源;相反地,这些图像重新赋予了数字表面以魅力,将之转化为女性离散主体批判性介入的空间,以质疑这些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种族化与性别化的框架。本文最终提出,通过对低质量图像的创造性再利用,这些影像实践能培育出新的离散归属感与亲密模式,其根基在于对“真实性”与“中国性”这些既定话语的激进拒绝。

教育型电影档案馆在华语地区的理念迁移与去中心化电影保存路径的探索

媒介考古学在华语独立影像中的定位

张吕文煜 何谓华语独立媒介考古学?换言之,我们如何在华语语境中批判性地运用媒介考古学这一方法,并结合中国独立电影的历史与实践进行思考?这正是《华语独立影像观察》第七期探讨的核心问题。过去十余年,在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和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学者的推广下,媒介考古学已成为媒介研究者与艺术家回溯旧有材料、以更好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富有成效的方法(Parikka 2012, p. 2)。媒介考古学强调技术与档案发现的文化和理论潜能,通常以“新”与“旧”的动态互动为特征(Parikka 2012;Elsaesser 2016;Strauven 2021)。在华语语境中,这一辩证关系尤其引人共鸣:它不仅呼应了数字化以来技术迭代的高速循环,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独立电影的诞生相互契合——彼时新观念不断取代、更新并与旧观念相博弈。然而,当前关于媒介考古学的讨论更多源自技术为主导的欧美视角,对非西方文化的关注尤为不足。为弥补此空缺,本期期刊从动态与静态的华语独立影像出发,引介相关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一条本土化的观察路径。本期既立足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独立电影史,也将视野扩展至各类媒介材料:从摄录设备等成像技术,到拾得与再媒介化的影像、摄影作品,再到独立影像文化中的档案实践。 回溯中国独立电影史,其早期发展与上世纪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手持DV摄像机等便携技术的引入密不可分(Berry et al. 2010;Robinson 2013;Zhang & Zito 2015)。显然,DV摄像机并非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独立影像创作中唯一可供媒介考古的场域。通过媒介考古学方法检视各种材料,本期期刊揭示了诸多隐藏的媒介场域与交叉点——例如丛峰的文中谈到的对过时技术的再利用——这些案例指向了重新理解华语独立影像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华语独立电影与影像文化跨越了赛璐璐胶片、VHS及DV磁带,再到当下盛行的多种数字格式。电影人、摄影师、档案工作者与策展人共同见证了媒介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变,也经历了影像制作工具的民主化,以及智能手机和袖珍相机带来的个人影像的激增。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华语独立影像的历史与文本,但对其材料的生产、保存及影像“后生命”的讨论却付之阙如[1]。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期特意将“工具史”凸显为作品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为华语独立影像文化编织一条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材料的谱系颇具吸引力,但本期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历史回溯。历史叙述固然在各篇文章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本期的主要目标是——借用帕里卡的话——为“在当代文化中如何进行媒介考古式思考”提供洞见(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