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August 2022 In this talk, Dr Hongwei Bao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queer community media in China from the […]

In this interview, Hongwei Bao from Queer Lens interviews Pei from Queer Squad, a Frankfurt-based feminist and queer group. Pei […]

(Image courtesy of C/Lens) In this webinar organised by C/LENS on 26 June 2022, Dr Zhou Yunyun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

26 July 2022 一个月后我去了五个村民参与者位于山东、浙江、湖南、广西所在村子做“实地辅导拍摄”。广西农科所在村子是最后一站，那天跟着农科在地里犁地干活，中间休息时我和农科坐在地里聊（我的摄像机支在我和他之间记录下我们的谈话）。 农科说他从北京回家后： “从北京回来后，我老婆是挺高兴的了，说看来这是真的。我说，我带了几百块钱去，你看现在我的钱都全部带回来了，一分钱都没有用，吃的住的什么都不用我掏钱，我把钱都带回家了。她说，那好，你还赚几百钱回来呢。那天晚上高兴得睡都睡不着了。我儿子看我拿回机器，说过两天你教教我，我也去拍一拍。我说，这下你不说是假的了吧，你开始还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吧。你看现在，这个饼是真的掉到我的手上来了。” 农科接着说他在草场地三天感受： “在草场地培训的几天，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筋打开了，什么都是挺新鲜的。比如说住的宾馆吧，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住的第一回吧，早上起来我下去看那个宾馆的早点啊，哎哟，那么多的早点，那么多品种，那么多花样，我这么大年纪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早点。我们在农村，要是吃早点话，就是把昨天晚上剩的饭热一下吃就是早点了。培训的时候就更加感动了，几个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用拍影的器材。几千块钱的摄影机，我以前不说摸这个东西，连看都没有看过，现在就送给我们了，还教我们拍。那么高端的科技啊，我一点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些吧，记性有些差，第二天就把第一天教的就忘了。后来又手把手地教，三天以后我就基本能掌握，基本上会拍了。” 我相信农科是真的在草场地三天培训过得很开心。我记得培训结束，参与者各回各村，农科走前又专门来一趟草场地，我和他一起在草场地食堂吃中饭。这次我和他聊了很多，我听他讲他的生活，他说他常年订《南方周末》等几种报纸，搞过养殖果树种植等，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手里有了DV摄像机才发现这才是“命运改变”的开始。他说如果他还活十几年，在七十岁以前可以一直用摄像机拍他家乡的事情。 听农科说着，我很感慨。第二天我在草场地邮件组里写道： “听了农科这么说，我放胆地想，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顺着再想下去，这十个个村民作者，如果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拍摄，完全按照自己想拍的东西来拍，比如一个村庄的生活或事情种种，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过年杀猪、种地赶集、孩子读书回家，等等等等，都是他们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继续给他们些什么样的支持呢？比如拍摄技术、磁带提供、交流放映等等。项目是停止了，但交流可能应该继续。” 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说那些话时，那个被叫作“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刚刚走出“拍摄培训”第一步。彼时，十个村民作者一些人脚刚刚迈回村子，或者还在路上，有关村子的镜头还没有开始拍，更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片子剪辑出来，但居然就提前预想到这个事情可以突破“一年项目”持续不断做下去。后来回想，农科那天在草场地食堂和我说的那些话就是“最初刺激”。当时坐在草场地食堂桌子对面的农科，他和我说话的神情语气是温和的，但明显透着坚决和力量，刺激我当时想的是，“一个彻底土生的影像记录者可能就这么开始了”。 “一个彻底土生土长……”就是我当时在草场地食堂听农科说那些话之后被刺激出来的想象（愿望）飞翔。这一想象或愿望后来并没有落实在最初刺激我的农科身上，想象变成事实发生的对象是当时完全“不被看好”的北京顺义沙子营邵大姐邵玉珍（至今十多年还在自己创作拍摄并有八部片子完成），虽然后来事实与当初刺激我的那个农科相悖，但这是我被改变的“最初”，跟着刺激我接下去要面对的是：是完成某个艺术计划给自己贴金，还是当作一种自我锤打道路没有终点走下去。总之，农科之谈类似“门缝打开”，随之“改变”一个跟一个跟着来了，那个“村民影像计划”有可能逃脱一次性花拳秀腿套路。 2005年11月下旬，我在农科的村子，广西隆安县都结乡都结村，典型广西石灰岩石地貌，农科家地里长着玉米也长着石头，机耕无法操作，农科依然像古代祖先一样吆喝着牛犁地。我在那里待了三天，知道农科有一亩多旱地还有一亩多水田，地里种的除了一家人全年口粮，就是养猪之用，卖猪仔的收入是全家一年全部。农科家住的房子是70年代盖的当地传统木板和就地取材石头住房。 伏在摄像机后的农科，他贴近显示屏的眼镜异常专注——我跟在持摄像机农科在他村子里——农科拍摄时姿势和眼神让我想起地质勘探者。去农科村子之前，我去过的四个村民拍摄现场，好像多少都会有陌生害羞生涩或大大咧咧，没有谁像农科那样——像什么呢？我在找一个恰当的比喻——终于得到一个珍宝并紧紧抱在怀里。 农科给我看他在我来之前拍的素材，内容有他在草场地培训时提交的“村民评判扶贫款分配”，一个典型的“村民自治”题材。素材在一个小时DV磁带里，没拍满，大概四五十分钟。素材依次是： 村子一块空地，巨大榕树一棵，一个中年男子扯开嗓门喊（说的是本地壮语，农科翻译说，这个人是村长，他在召集村民过来开会）； 村民三三两两聚拢，男女老少壮年背孩子妇女； 大树下村长扯着嗓门说话（农科翻译村长说是要开“扶贫款评判会”，申请“扶贫款”的有谁家谁家，现在要从这些申请人中评判出最需要“扶贫款”三户人家）。 素材跟下去是村民投票评选，场景换了另一块空地，一面土墙刷黑漆成为土制黑板，上面写着“扶贫款候选人”名字，每个名字下放着个碗，然后是投票村民挨个走到黑板前往想投票的碗里放上颗豆子。 […]

倒带回到2005年年末，十个村民参与者第二次北京草场地剪辑短片完成时，十个村民中九个在住地巨龙宾馆自发一次讨论会（未参加者伊初建在草场地帮助做片子后期），中心话题是，对参加这个计划感受如何？有人说满意，有人说有遗憾，有人说有意见，意见是短片剪辑时因为自己不会操作电脑剪辑由剪辑员帮助，对短片结果感觉遗憾；并提到我，说一些涉及村子“阴暗面”素材因为我不同意剪到片子里，感觉害怕“曝光”，村民参与者表达真实的声音被压制。九个村民参与者的讨论被现场参与者拍摄记录下来，最后谈到这个现场讨论拍摄记录该怎么处理时，一种意见是把记录磁带给我看，一种意见是在当晚短片放映时现场放给所有人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决定投票表决，有两票支持第二种方式，多数同意把磁带给我。以后我看到现场讨论实况视频记录。 九个村民自发讨论原文记录已经放入《亮出你的家伙》书中，写《失踪者·农科》文字，我重读现场讨论文字记录。农科是对参与感觉满意者之一，他反对把讨论现场视频在当晚“短片放映讨论”（相当于“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成果展示”）直接放出来，对把讨论记录磁带交给我方式他也没举手（弃权）。 九个村民参与者自发讨论是在宾馆一个标准间，分坐两张床及椅子。农科在其中，像平时一样他没有闲言碎语插话，要说话是深思熟虑才开口，现场农科有两次说话，我把他说的主要意思摘录如下： （农科）我也说心里话啊。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一个是缘份，再个说也该谢谢吴老师，要是没有吴老师，我们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我们现在来两次了，来回车费报销，还有住的吃的，我们都不用掏钱。再一个呢，我们拍的这个农村自治，我们都是真心真意去拍了，但是拍出来这些镜头这些画面有什么样的效果，我说句心里话，我们算老几啊？就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能做什么啊？就从我自己的看法来说，给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只不过说带着玩吧，也就这么一回事，也不那么当真。就算你拍出那些东西来，能够反映中国村民自己？能起什么影响？能够起什么作用？不会吧！现在国家的政权、国家的制度，比如村民选举，还有这个自治有关的问题，轮不到我们讲话。我就说当着来北京玩一次吧，给我们来个旅游报销，已经太谢谢了。要不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我从我的观点来说，不管我们拍的怎么样，而且不管他们帮我们剪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就说，哪怕我们拍的怎么好，他们剪辑得怎么好，就算今晚大家放放，就算有关的人来看一下，那也不就了事了嘛，还有什么事？明天大家都回去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大家在座的在一起，这个说不清楚，那何必那么认真？再说人家帮我们剪吧，他是好心好意的帮我们剪，有时候他剪的地方呢，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或者跟我们的想法有点出入了，不大对头，那你当时你怎么不说？想这样拍，这个地方不应该剪，也应该可以说嘛。张老师跟我剪的话，我看她剪得挺好的，有的地方她说我就这样剪怎么样，你看怎么样？我说行行，都可以。那后来，剪完了，搞好字幕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如果我们跟吴老师他们闹起来，大家都闹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最后一次见到农科是一年后的2006年11月，中山大学邓启耀老师策划的“影像人类学研讨会”邀请村民影像计划参与，九个村民参与者被邀请参加。这个事准备时我再给农科电话，他说他愿意参加。这样相隔一年后我（也包括其他村民参与者）和农科见到。农科的变化是沉默更多，看不出有什么开心激动表情。只有一次，他对邓启耀老师感慨，真羡慕和喜欢中大校园，如果能在这里上学读书真是太幸福了！ 下面这篇文字是农科收到入选“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后写的。20005年11月我在农科村子时他把他写在信签纸手稿给我，有三张。我和他说过，我认识《南方周末》编辑。农科给我手稿时没说什么，我猜想他希望他的文章能在《南方周末》上登出来吧。 我后来把农科手稿打字成文档传给认识的《南方周末》编辑。没有下文。就放在这里吧，标题是“感谢《南方周末》让我梦想成真”： 本应在星期五就送到的报纸，却拖到下星期三才送来，我真的一脸怨气，对投递员发牢骚，快变成南方双周末了，投递员有些“尴尬”。真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也难怪他，除了投递三个村的报纸和邮件，他每天还要卖农药、种子。我说我不想责怪他，我只是想能在这份报纸出版的第二天能读到它。因为我知道，《南方周末》在我们省府设有印刷点，当天是可以把报纸送到我们乡邮政所的。在做完当天该干的农活，喂完了牛啊猪啊鸡的，老天也拉下了黑幕，我只好开灯夜战了，或许它的真情、它的广度和深度，它故事背后的故事，使我对南方周末情有独钟，在没有读完那三十二个版面的报纸时，哪怕有人请我去喝酒，我都觉得那些鸡呀，鸭呀，鱼呀没有一些味道，在酒桌开席之后就借个理由，溜了出来，返回家静静地看我的《南方周末》。 那期是10月22日，我看到那份报纸的时候，已经是月末了，看到第26版的时候一个题目为“谁想用影像记录村民自治”的报道。深深地吸引着我，是真的吗？看过几遍后，我心里冒出了问号，真的有这天大的好事？入选的村民能得到的项目前期培训，制作设备和经费。这辈子没有摸过一天电脑的我第一次走进了网吧，请服务员帮我登陆“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网站”因为我是看不懂网站那些蛇一样弯曲的英文。我请求服务员帮我反复几遍看完网站的应征条件和要求，带着300度的眼镜，在电脑面前记完那些应征的条件和要求。 或许我的执着，打动了服务员，他反复地满足我的要求，他说他开张几年来还没有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光顾过他的网吧。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肯定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凭这几年的感觉，《南方周末》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次假话，而我想再大胆的网站总不敢冒中国民政部和欧盟的名义，因为他知道冒这天大不讳给他带来的后果。 来回的路费可以报销、住宾馆吃饭不用我掏荷包，而去的又是我一生所盼望去而没有经济能力去的地方——北京，这诱惑太大了。 在付出了半个夜晚不睡觉的代价后，我终于写出了两篇征文，因为感觉自己写的文字太不像个样子了，在打字店刚开门的时候，我就给打字员，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打完字又复印了这两篇征文，记得那已经是10月6日了，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九天。如果按投递员给我投递报纸的速度，若寄平信到期我的稿件或许还睡在邮袋里，如果在截止日期前能寄到那里，或许老天保佑我能梦想成真。 在反复询问邮局工作人员并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决定牺牲全家人两天不吃猪肉的代价投递了快件，因为它在四天时间内，可以到达我要到达的地方，记得那天是10月6日。 投递后的那几天，我经常安慰自己，这种事情，其实也像投彩票一样，在千千万万的人能中奖的的人几率多么地低，但又有一种思绪告诉我，或许我能中。那几天真像那彩民盼望彩票开奖一样。那是10月21日下午，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从来电显示那里看出是北京来的电话，我急忙抓起话筒“你是农科先生吗？”“我是，我就是。”“我是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组，祝贺你，你的征文计划已经获得通过，近期内我们准备项目前期培训，希望你做好来北京的思想准备。具体时间，我们会近期通知你的。” 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蹦着，天啊，我真的被选中了，这不会是做梦吧？我用力拧了一下脸，感到有些痛，是真的了，因为睡觉梦见拧脸四不会感觉痛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说：是真的吗？我太高兴了，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过两天是23号的下午，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对方落实是我本人接的电话后说：“我是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影像项目的负责人，我叫吴文光，我们项目组决定在11月2日到4日召开村民自治影像项目前期培训班，你要在11月1日来到北京报到。具体的要求和有关事项我们已经寄去给你了，相信这两天你会收到的，如果不明白的地方，请及时来电话和我们联系，请你记下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这两天收不到我们信件请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电话里详细告诉你的。” 真的，我真的能参加村民自治影像的活动了，兴奋之余，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这消息像开山炸石的炮声，在家人和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 老二问我：“爸，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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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uly 2022 农科，排在我写“失踪者”第一人。 为什么？ 当打算写“失踪者”念头被确定，一串人名冒出来，农科是其中一个，准备开写时，农科自动站在第一。我脑子里的“失踪者”名单，农科和我发生的影像创作交道属于最“浅”一个，就是一个十分钟短片；就人生来说，比我年长近十岁农科，壮族，广西隆安县一个村子，务农，和我基本上属于生活轨道基本上不会发生交叉的那种。但事实是，因为一件事我和农科有了人生相遇，四次见面与相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间隔一年（2005.10-2006.11）。和农科相遇的那件事对我影响巨大（从影像创作到人生道路），我想这个是我想写农科并自动排在第一个的主要原因吧。 和农科发生交往的那桩事就是2005年开始的“村民影像计划”。这事我编写过《亮出你的家伙》一书，“村民影像计划”本来是个“一年项目”的事，只是因为参与村民大部分都表示“愿意拍下去”，我当时也热情满满，所以2006年这个事又在草场地继续下去。十六年后现在来看，除了邵大姐（邵玉珍），其他九人基本上都停掉了（可能还有人如贾之坦、张焕财心里还想做下去但挡不住的事实是力不从心）。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村民是逐个先后离开，最早离开的就只是有过“开始”，即做了个短片就没再继续，时间长一点的有四五年，更长的有过十年。 农科是“最短的”一个，但他是我打算写“失踪者”时排在第一个想写的人。原因就是我希望农科这篇写出效果的话，就基本把我为什么写“失踪者”意图亮明白了。 最开始知道农科是他寄到草场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计划”报名信。最初这个计划叫“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因为这事来自一个叫“中国村民自治培训计划”项目的委托。征集参与的消息发出后，收到报名信有五十八封，清楚记得这个数字是征集参与者公布后，当时有点信心不足，猜测能“凑满十个参与计划者报名就成”。征集参与者文中写到，“村民用摄像机记录自己村子的村民自治与乡村变化”，设想很美好，但很可能一厢情愿，不敢乐观能激起多少村民理解并响应。结果后来收到五十八封报名信，觉得相当不错了。 农科的信是五十八封之一，来自广西隆安县一个村子，壮族，57岁，报名者中岁数最大一个。 农科报名信手写，以后被录入电脑为电子版，农科信里一开始写到：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快60岁了都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业，亲生体会到作为一辈子当农民的困苦和艰辛。” “当农民的困苦和艰辛”还有什么呢，农科写到： “更苦更难的是一件小事都不能有自主权的日子。例如，现在村民们在自己的承包地种谷子，但政府一定要种甘蔗，不种就被罚款的事时有发生。我深深体会到村民自治的步伐多么艰难，很多本该给村民自治的事情如今还由政府承包着。” 报名信结尾农科表示自己报名参与愿望是： “我应征参加这次活动，为了加快村民自治的进程，让每个村民的脸上多一点点笑容，少一些痛楚。” 收到的五十八封报名信，类似农科信中写出的对村子现实不满并希望改变情绪占多数，这一点是在我之前预料之外的。我的“艺术身份”及由此冒出的“艺术idea”，说实话更多的是靠近“给粗糙的手放上一个叫摄像机的家伙”。但在收到的五十八封报名信，像农科这样“对所在村子不满甚至愤慨并急迫寻求改变”情绪与愿望占多数（后来加入计划的贾之坦、王伟、周层佳都属于农科类，更凶猛的还有上访信也附上）。 “农科类”报名信对我这种“玩艺术者”是开头第一课。 农科，近60，最年长，根在村子并务农至今，壮族，报名动机纯正，每一方面都符合计划征集的参与者“标准”，毫无疑问他就是“十个参与者”之一。 后来和农科真人见面并交往，知道他当时打算报名时也经历一番首先从家人和村人怀疑反对中突围动作。农科在后来参与村民影像计划并开始在村里拍摄时，给草场地邮件组写过他如何报名的文字： […]

24 June 2022 位置 “阅读素材”工作坊第三轮讨论到小爽拍摄村民谈论“美国疫情”时，我说感觉到小爽镜头的“怯”（我当时用的词是“慌张”），我也提到魏轩的关卡第一个素材“外村人奔丧过关被拒”中也看到一种“慌乱感”。 持摄像机者在生活现场的“不适感”是一种普遍存在，毫不奇怪，而且是一个“有趣”的存在，即其中暗含着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及现场诸种关系，探究这些关系，并非只是为了“解决”（“不适”麻烦）而是延伸“理解”（现实存在）。比如说，通常那些纪录片人爱谈的是，如何搞定被拍摄人或现场障碍（花N多时间混熟了差不多就是朋友一家人云云）。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另一种思维去想，比如“度过”。 可能就是因为有一种“度过”情感，小博在和他104岁太姥姥终于单独相处（不是之前跟着家里长辈来看望），小博说他把自己和太姥姥放在画面中（昨天小博笔记，最新鲜现场），原因不是什么“道德”考虑，就是需要。 回头想我们讨论小博之前素材时提到他的镜头应该专注太姥姥而不要过多被旁边人“吸”得摇来摇去，这种讨论多少有点“拍摄方法”的话，小博的解决是出于本能，一个20岁重孙和104岁太姥姥（代表岁月风霜多少历史记忆）度过，位置的选择，一揽子跨越了多少技术手段理论学说搅成的一锅浑水塘。 “度过”方式，决定着持摄像机人的位置，同时也有10个冬天村子的“时间”累积，在这个前提下理解梦奇说的“感受”好像更靠近了些。 小博正在进入他的“度过”，借由太姥姥的百岁老人生活进入，这是一个通道（昨天小博笔记说到他在太姥姥家做中午饭，红绕肉炖豆腐，吃得太姥姥高兴，舅姥爷也开心：地里回来有现成饭吃了。）逐步地，更多人，更多的生活现场，小博会在他的村子里找到他的“度过”。 魏轩第二素材案例中的魏老人与两个党员志愿者争吵画面，已经让我感觉到他在现场的“沉稳”了，还有更多的素材，以后继续拍下去的魏老人，坐在墙根讲“过去”的老人，马公店教堂及家庭教，老人乐团，那个“想做点实事”的村支书，今年冬天续拍的団雁，孩子们出现……我已经明显感觉到魏轩的“位置”，背后跟着的就是他在马公店的“度过”。 我感觉这样谈论在村子的拍摄不是什么方法理论，就是最基本的本能和常识作为基点，所以高昂可以兴奋说到，她回头看素材发现自己在村子与人的关系变化（小外爷孙子是一例）。俞爽写来的“废墟”笔记，是对村里老宅老房子及主人的读解，接着俞爽再拍老房子或跟着老人去那里，她的位置自然而在其间，不是“捕捉镜头搞到好画面”，可能是跟着老人“回到老房子回到历史记忆”。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在村里的度过方式，那“拍摄者位置”就是自然所属“这一个”。 搭建 “阅读素材”工作坊（7轮）讨论中谈及“真实场景中的搭建”，这也是我们创作工作坊中经常会涉及的“焦点话题”。基本意思是，“真实场景”（含人与事及环境）中，创作者（“一个人的影像”方式表现为持镜头拍摄者）的眼力（对现场感悟与判断）及身体位置的选择决定，即对该真实场景的“搭建”。 希望我这话说得有点绕但基本意思还可以抵达该去的地方。这句话里，没用“纪录片”一词，不是我不喜欢它抵触它或追求“影像实验”，是这个延续下来的名词中涵盖太多歧义与误解（至于实验不实验，不是喊出来的）。 这句话里我们常用的“真实影像”，也即“纪录片”的基本定性（来自真实材料），然后指向对“真实影像”的“创造性运用”，即不是照本宣科（老老实实）“照录”现实（即便最传统的纪录片大概也不愿与“实拍实录”为伍吧），也不是对真实事件/现场的“搬演”或“复原”拍摄（至少近十多年比较风行的“实验纪录片”一种）。 我们的工作坊这几年（2014年起吧）热衷探讨的，大概是在这二者之间，即在“尊重现场”前提下，做出合乎现场持镜头者需要（心理情绪思考积淀）的“身体位置”选择。我们使用了一个词叫“搭建”。 “搭建”一词来自我们做身体工作坊时的基本练习之一，民间记忆计划的集体创作剧场、包括带工作坊到学校或其它创作工作坊时，“身体工作坊”是我们的常规节目，“搭建”是其中基本练习之一，也是通向“使用身体并与他人共同创作”的途径之一。 我们这个创作群里大部分人（只要参加过现场工作坊）都应该有“身体搭建”练习体验（有人还不亦乐乎沉浸难以自拔，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超喜欢这个身体练习，即使同样的参与者每次搭建都是不一样呈现和不一样讨论延伸）。 […]

1 July 2022 陈述 “陈述”，我喜欢把这个动词用到“真实影像创作”中，从素材开始，到影像作品构成，“陈述”是一个最基本最实在最可靠也最可能意味深长的“动作”：陈述一个事实，平静并笃定。 素材是体现“陈述”的一个最基本构成，素材中读出“陈述”的意味深长，也是整部影片“意味深长”的基本保证。 小博提供的太姥姥素材，有一个明显区别是，开初手持拍摄较多，比如最早去太姥姥屋里，各种家人围着老太太，七嘴八舌，小博也在其中，他手持摄像机，镜头捕捉讲话人，忙到手抖（什么都想拍下来结果什么都没拍好）。那次素材讨论后，小博的拍摄变成机器支在某个位置（必要时动下），镜头这时处于“在”与“不在”之间。“在”是摄像机被作者选择放置在某个位置并在需要时做必要改变（有想法甚至深思熟虑），“不在”是不必“顾着镜头”“动来动去”，镜头就是在需要的时间安静待在需要的位置。 小博上次阅读素材工作坊的“与太姥姥共度礼拜天”素材，有两个机位拍下的画面，一个是小博前景瑜伽，太姥姥后景床上；另一个机位是小博和太姥姥说“瑜伽和功夫”，小博坐到床上，和太姥姥面对面，机位在小博侧后，小博在画面一侧，太姥姥偏正面。按构图学术话，太姥姥保持主体。 两个画面里我强烈感觉到的是影像的“陈述”，机位和时间选定安置妥当，画面里的内容自然呈现，“于无声处听惊雷”由此而生。甚至，引发我去想象小博正在拍摄中的“太姥姥片子”，完全可能是由一系列这样的“陈述”画面构成。 梦奇出现在“阅读素材”工作坊的素材案例，“大妈拖拉机下土”“村路两边人聊疫情”“胖婶育秧讲病毒攻击下心情”“方红妈讲村里去世者”，感觉每一个素材都是梦奇式的“陈述句”：稳定，安静，让画面本身诉说。 这里说的“陈述画面”，不必完全与静观或观察式“直接电影”对应，我是很领会并享受“直接电影”的巨大能量，但不喜欢将此变成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教科书操作。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有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回到村里的作者与村里人本身就已经建立了“日常相处”关系，没必要镜头打开就把自己变成“墙上的苍蝇”（或者以后剪辑时努力把“作者声音”消磁）。试想，如果画面里没有梦奇适当加入进来的声音，大妈画面就可能变成“讲述表演”，森林防火宣传员有可能就是变成纯粹的“自我吹嘘”。 魏轩关卡素材中那段屋内魏老人与两个党员为该不该收送来的苹果争吵，也是一段相当典型的“陈述”。 张苹母亲路遇老人，未经剪辑的完整镜头就是整个事情发生的“完整陈述”（剪辑过就是一场对话被“打断”/干扰）。 俞爽镜头中靠门沿老婆婆讲述（插入持镜头者不多的交流互动话声），也是我看过的同一老人所有素材中最让我心动的。 洛洛把机位支在镜头对入门处，父亲进门前开机，手持消毒液迎上去给父亲鞋底消毒，一段借用真实场景的“陈述”拍摄。 高昂黑暗中被手机屏幕打亮的脸，看似很“主观镜头”（自拍并借面部反射内心），但我还是看出很强的“陈述”感（不动声色，某种凝结）。 写了三篇素材读到的“光斑”，在想着工作坊中这些作者拿出的素材串连容纳一起可以谈出更多一些什么。想到三个话题，第一个是这篇“陈述”，画面语言的“常规语句”；第二是“裸露”，想谈取自生活现场素材中丰富饱满的直感/品质；第三是“穿透”，就是所谓“意味深长”。 穿透 影像素材中值得探究的，以“陈述”说画面语言的“常规语句”，以“裸露”说影像取自生活现场的直感生动，两篇都从“真实影像”的“自然呈现”来说，即放弃“追求”“捕捉”“刻画”（影视艺术常用语），于是就远离“雕琢”“修饰”之类注定小家子气的雕虫小技。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大音希声”（悠远宏大音乐体现为“弱音”）、“无为之作”（看不出使大劲的创作），是不是可以与上述贯穿一起来理解呢？ […]

5 July 2022 精读 4月初开始的阅读素材工作坊，一周一次，快3个月。走到第十六轮，所谓慢工出细活，微火熬中药，我的体会是，不再被限制在“画面内容”“直观效果”“眼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或者只是即时引发出的感喟感想感叹（粗浅表皮心得体会），我们对素材的“阅读”推进得越来越走向精细。 真实影像创作，素材即我们创作原材料，对此没有细读精读，如何可以理解掌握认知想象它呢？英语学习有门课叫“精读”，相对于“泛读”，也比“细读”更进一步，形容精读，可以使用工具如：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潜望镜透视镜…… 离开这些工具形容，具体操作该如何做呢—— 是不是需要素材归类做文件夹？（大致齐知道自己拍了哪些东西放在哪个抽屉） 是不是需要把拍摄的每段素材做场记呢？（这也是强调过N遍的现场拍摄工作必备，也是以后进入细读精读的前戏，包括也是之后剪辑的必须准备） 是不是需要把重点的对话访谈自述做更详细场记即原话抄录呢？（举例1，你若要选择访谈中的某段某句话，必须手上有全文；如你要修改穿插对话访谈剪辑，更是需要全文备好。以我为例，1992年拍摄“我的1966”，采访5人，那种超级长采访，每人约采访6-8小时，采访抄录后共70万字左右；1998年拍摄《江湖》，所有对话及采访抄录约40万字。两部片子完成后都再写书，抄录材料“二次运用”）   对待素材精读的反面是，只管拍不管整理更没有场记更更没有对话采访抄录，大概齐“知道”自己拍了些什么，只是“画面”大概内容，如果时间搁久点就成“模糊状”，这就是浮皮潦草自己对自己的敷衍了事最后遭报复就是剪辑时的一筹莫展找不到突破口弄了几年片子没有大进步原地打转甚至倒退。 现场拍摄的作者思考与判断先不谈（肯定必须，真实影像创作的“前驱”，还很微妙，不是“开机就撸”），到了“剪辑”这一步，真实影像创作的“后驱”（前驱后驱，我临时即兴新词，姑且代替，大家知道我意思），不是打开电脑剪辑软件就开干的，面对剪辑线，是把脑子里“意欲抵达之影像城堡”开始建造的动作（实施执行操作）。我们从前有句行话，坐到剪辑台前就开干的是“活儿”（完成工作交工挣钱的那种），意思是，想都不用想，调出素材就知道该怎么弄。 但创作不是这种，面对剪辑线之前的酝酿构想思考早就开始了，比如对素材的阅读，细读到精读。以前是自己做（没人愿意和你一起看素材还讨论分析），现在有工作坊集体进行。我的实际体会是，我知道阅读素材极其重要，且是我们这个作者群需要的，碰上今年特殊是因为疫情，现场活动变成线上。 我本意是也带着我的素材“陪年轻作者一起阅读”（一种“度过”方式，开初我还想过，来上几轮，我就完成“陪读”任务，不拿自己素材，只看别人的，再隔若干次，我人也可以撤了，让年轻人自己去读）。 料想不到的是，越“读”越有味，而且是各种“味”，就我自己来说，直接催生了我的“度过”片子第一章出笼。 其他作者呢，我和大家一起读他们的素材（一轮接一轮走下来），读出—— 洛洛的恐惧 小博的信使 魏轩的关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