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January 2022 翻进2018年才几天，突闻黄爱玲去世。黄爱玲是香港的一个朋友，认识20多快30年，她应该和我岁数差不多，60出头，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元旦那天我写了篇“2017，冷暖问题”，提到1990年底我待在西藏，为生计在一个电视片剧组工作。一天我在住的拉萨人民招待所接到消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在找我，要放映《流浪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流浪北京》这个片子做完，我当时只是想把一件该完成的事做完，不好意思主动给人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即使知道也不敢动心思，再即使动了心，也不知如何报名如何把片子弄过去。 香港国际电影节“要找我的人”就是黄爱玲，她当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做亚洲及纪录片单元策划。《流浪北京》是一条曲里拐弯方式到香港的，我后来听说的经过是，这个片子被一个被拍摄者给了一个住在柏林的人，此人回柏林路过香港，把片子给了舒琪，舒琪是影评人，他看了后就推荐给黄爱玲。北京——香港，“地下通道”由此而成。 1990年末，“89”后第一年，混沌困顿并心冷，看不到前面是什么。待在冷冽高地西藏，一个做完但只是冷藏在心底的片子，突然有了下文，心里一阵温暖，冲动，似乎明白以后值得做的事是什么了。 就此开始和黄爱玲接通联络，那时没有网络，主要是电话和传真。以为“电影节策展人”是那种说话斩钉截铁随时拍板的人，但听电话那头的声音，细声细语并悠悠，有点困惑“黄爱玲”长得什么模样。 人没有见过，“黄爱玲”这个名字记得更牢了，而且还成了“接头暗号”。黄爱玲最初看的《流浪北京》是VHS磁带，即家用录像带，电影节放映需要专业录像磁带，黄爱玲找了一个从香港来北京的人帮忙带过去。被托的人到北京，电话打来：“我是黄爱玲托的人……”马上回应：“哦知道了。” 以后一些年，在香港再见到当时托取磁带的那人，对方说当时跟黄爱玲并不直接认识，是彼此间的一个共同朋友搭的桥。对方说，因为这事和黄爱玲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 1991年3月下旬，《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去香港手续不是一般的复杂难办，我试图申请，未果。和《流浪北京》的“世界首映”隔着一道高墙，原以为片子放了就放了，没什么事了，接着陆续收到电影节邀请，福冈，山形，柏林，新加坡，巴黎……发邀请的人都说，是在香港看了这部片子。 《流浪北京》，一种“偷渡”方式到香港，黄爱玲是“摆渡者”。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不少大陆“地下”影像作品都以此方式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登陆，我印象中记得，有温普林、段锦川的《青朴》、时间的《天安门》、时间、王光利的《我毕业了》、蒋越的《天主在西藏》、陈真的《盆窑村》、郝志强的《大树乡》，还有张元最初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这个名单列下去应该是长长一串。 《流浪北京》之后，黄爱玲关心我接下去的片子拍摄，不时发来询问。我和黄爱玲的关系类似一个作者和一个杂志编辑那样，我之后的两部片子《我的1966》和《四海为家》，没有投稿，不用申请，完成后自然就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 因为这两部片子，1993年和1996年我终于去到香港参加电影节，也终于见到之前“只闻其声”的黄爱玲，其本人和“细声细语”非常相配，面相安静笃定，永远与世无争状。我心里有些惊讶，这个看似弱女子如何与冒险勇敢“摆渡”行为相关？ 到香港，知道“摆渡者”不仅黄爱玲一个，是一群人，有前面提到的影评人舒琪，有电影节负责国际单元的李焯桃，和黄爱玲岁数差不多，当时30几岁，面相看似安分书生，实则内心熊熊。 九十年代那两次在香港参加电影节感觉非常棒！放映影院位于尖沙咀一带文化中心剧院及附近太空馆、科学馆影院，宽大银幕，舒服座椅，近百部影片随意选择，而且还有中文字幕。那时我正是一个“电影饥饿者”，疯狂想把所有能看的片子都一网打尽。电影节只提供三天酒店，为了多看片，酒店时间住满就借宿阿桃（李焯桃）在九龙的家，每天早出晚归看片。我当时在电影节的看片选择：首选纪录片，其次“奇怪影片”。看片指南就是电影节出版的场刊上的影片简介和评述，几百字的影片评述是看片钥匙，“纪录片单元”中的影片评述是黄爱玲写的，几百字评述点到影片穴位，其观影真是火眼金睛。 纪录片看得差不多，征询黄爱玲推荐“奇怪影片”，她说，那个伊朗的阿巴斯，有他的影片单元专题。看了第一部《何处是我朋友家》，立马喜欢，接着又看《家庭作业》、《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疯狂爱上。以此方式还认识了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前苏联的塔尔可夫斯基、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等等。 那时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设任何评奖，所有影片都是参展放映，真正一个电影橱窗，没有谁得奖谁落选烦扰，可以毫无负担牵挂心平气和观片。这样的电影节，如今世界难觅。 大概“香港97”后不久，黄爱玲离开电影节，好像去了大学开课。她离开电影节，对我就是一个熟悉的杂志编辑离开，人走屋空。我对以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了解不多，只是在2006年重回去过一次，那年电影节放映“村民影像”片子，再让我做“纪录片人道奖”评委（那年是周浩的《高三》得奖）。 去香港不多了，和黄爱玲也很少再见到。最后一次联络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4年，黄爱玲打来电话，说她到北京，想见面聊聊。我刚巧不在北京，就此错过，也成了永久错过。 […]

3 February 2022 《度过》出自我2020开始的“影像日记”。第一部做出来的片子叫《度过1章：围困》，素材来自记录于2020年1月下旬至2月末因疫情我独自困于昆明家中的影像记录。这部片子可以看作是我对即将过去的“2020”的一个交代，它也是我影像创作30年中的一个意外。我最近10年（2010年后）差不多每部片子出来都属“意外”，《度过》是意外中的意外，即在“最无创作之心”状态下完成。 回顾下这个片子出现之初。今年1月下旬，疫情爆发并被公布，整个国家进入“躲疫情”封闭隔离状，我们所有人无人幸免。1月27日，草场地邮件组倡议“保持日常记录，度过并尝试突围”。 我次日（28号）在朝向窗外摄像机旁开始“自言自语”（独白），所谓影像日记开始。我这么做好像与我建议洛洛如何抗拒“恐惧”有关，洛洛来邮件说她感觉心里恐惧发慌，我建议她对着摄像机把“恐惧”说出来。我说了我的建议后想，我自己“一样也可以这么做”。 一开始我做得很勉强。如果不是有这个疫情，或者如果我有一个自己村子待着的话，一定有很多值得拍的东西，我完全用不着这么干。但现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人人自闭处境，我必须找一个办法解决我一个人独处的“度过”。 我开始做得很勉强，是因为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和“价值”，虽然这些年我拿着摄像机做过很多“无意义无目的瞎拍”，但现在，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在摄像机面前记录下“想说的话”，我觉得说话困难，不知道说什么，说给谁听，说了有什么意思。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做下去，如果感觉这是世界末日，那就把眼前这件事做下去，不管留下的声音是不是废话或无聊。不知道说什么，就从今天几号开始说起，还有天气或者现在心情，反正想到什么就即兴说，有则说，无则闭嘴关机。 这么继续下去，10天，15天，20天……慢慢地，意想不到的变化出来了。首先我习惯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摄像机后面（那个机器从1月28号那天支在那里拍摄就没有收起来过），开机，调光圈，开口说第一句：今天X月X号…… 我人在云南，习惯说的是云南话，不是普通话。顺着说下去，习惯了就自然了，自然了就怎么样都可以了，以后说什么都顺其自然。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那些说出来的话，是发自我内心（情绪思想感受反应等等），但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呢？我肯定说的是我当时的真实心里话，是当时我的所思所想。是的，我是一个人待在云南昆明一个房间里，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但我不只是“一个人活着”，我内心里和一些人待在一起，这些人是民间记忆计划方式下的一个创作群。我们共同在一条路上走着，我是他们之一。 邮件组里的人知道我说的“这些人”是谁。不夸张地形容，我至今64年人生结交认识人N多个（随便可以过千），现在我现在最爱最珍惜的就是创作群里的“这些人”，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如何抵抗“病毒疫情”如何度过（当然怎么都可以过去这段时间，只是有没有创造和建立就另说了）。近5个月约140天时间里，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怎么想我的家人（我有一个三姐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他们各有自己家庭，用不着我费心），我也没怎么想那些从前认识交往过的人，彼此早就遥远了。现在，一起“度过”的就是这10多个通过邮件组和线上瑜伽读书会工作坊交流讨论的创作群伙伴。 这些素材可以成片，很重要的一个推助力还有，草场地创作群4月初开始的每周一次“阅读素材”工作坊，每次工作坊我拿出分享讨论的素材都是“独白”，工作坊走到第十四轮，6月17号，那天工作坊完了之后我就想，这个片子可以动手剪辑了。第二天我就在剪辑电脑上建立“时间线”，素材在做场记时都码好了，要做的只是把需要的内容拖进去。 强调一句，没有今年我们创作群第一次开始做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推助加油，我无法想象我可以做剪辑。所以这个片子和我有关，和我一起相随相伴的创作人有关，和今年开始的“阅读素材”工作坊有关。 6月17号“阅读素材”工作坊第十四轮，我的第十四个“独白”素材在工作坊播放，播放时我有一种情绪奔涌冲动，我突然顿悟：我拍了100多天的“独白”素材，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没有这个群里人的一起度过，这些素材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意义。我的“独白”从自己内心出发，最终走出内心，因为有同行伙伴，然后和同伴完成了我希望的“度过”。 片中有一段记录于2月24日我的“早晨独白”。头一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创作群开始2020第一次线上瑜伽读书会（这么做的动机是：虽然被“病毒”阻隔在万水千山之外，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飞翔）。次日早上，站在摄像机旁，我对昨日“礼拜天集体度过”依然心潮起伏，即兴说了一段话，其中有： 晓雷读了阿巴斯的诗，在这种时候，读诗歌的声音，通过网络传过来，感觉特别珍稀，难得。 在一个病毒攻击，胆战心惊躲在房子里面的时间里，有一个诗歌的声音，在穿过这个墙壁，进入到心里面，而且是7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共同的享受，这个确实非常细微也非常美好。 我想昨天，这7个人都会有特殊的感受。在傍晚的时候，7个人的笔记写来了，然后就发到邮件组，今天公号再发去。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可以做并适合做，而不是等待依赖盼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肉体无限制的在瘫下去掉，最后精神也没得东西了。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做这些事的时候，莫给它想多大，跟轰轰烈烈，跟振臂一呼，跟风起云涌，没得关系，就是日常的，点滴的，不是一个人做，是一个人做，然后串出无数个人来。这个就是实际意义。 […]

18 January 2022 修改   昨天（7月6日）晚上，胡涛片子《宠》二剪放映讨论工作坊。胡涛这部片子是去年的创作，做过初剪，自觉没有过关，今年拿出二剪。“二剪”是对初剪（初稿）的修改，不管是大改中改小改，都是一部片子创作的持续。我就把谈胡涛这部片子的修改放在这个笔记系列里，题目就叫“修改”。估计会写成若干篇，“修改”毕竟涉及创作诸多议题，属“创作与持续”的敏感点。   我的经验，不管片子如何修改，态度（情绪）有诸如这些区别：主动改或被动改，推倒重来（结构大动）或小修小补（增删镜头调整局部）。两种截然不同修改，取决于作者对该作品感受（态度）。这两种情况我都有过。   继续用我的经验谈下去（我总觉得自己的经验最真切并诚实可靠），2000年时我拍了一个“渴望用电影改变人生”的人，一个从山东村子到北京为电影奋斗的年轻人（有关我怎么碰上这个人及为什么选择拍他，是一个长的故事，这里先跳过去），好听些形容这个人是“电影梦想者”，难听点说是“怀揣电影野心又被电影重创之人”。   2001年结束拍摄，我马上剪辑出一个初剪版本，一个完全“直接电影”方式，“客观观察”该人物为电影（成功）一路搏命（真的是以命相博）不惜代价，片名也想了一个自己很得意的“电影是什么？”（借用巴赞著名电影书名），片长两小时。   这部片子初剪完成按习惯先搁上一久，沉静一阵再说。在“沉静”期中我感觉到一种躁动，或者准确讲是“不安”，那种抓了一个好题材的刺激兴奋被这种“不安”感渐渐压抑下去。我是这部片子的拍摄者（唯一）和剪辑者（唯一），实际只有我知道我使用了哪些素材，舍去了哪些，所谓“客观”，因为追求“思考性观察”，被选择的素材自然属于符合“思考范畴”的。   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素材的被选择，这个人就是片子被拍摄者，他是这个世界上知道拍了些什么及被使用了些什么的两个人之一。只要他不啃声，我就是“真相”的裁判。这个人没法啃声，拍摄结束，他回到生活的“暗处”（无人知晓），即使他想啃声要啃声，也没有他的渠道。   我的“不安”源自这里。和以前按“直接电影”方式拍的片子（比如《江湖》），我有不安感，但很快克服（说服），“因为艺术嘛”，但这部与“电影”有关的片子，我的“不安”没法轻易被抛在一边，我自己最清楚那些被剪掉的素材是什么，比如大街上，被拍摄者望着我的镜头，说：吴老师，你玩的是轻松，我玩的是痛苦（他说这句话之前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边玩边拍。）   还比如，在一个小房间（借用某个共同认识的朋友宿舍），他坐在桌旁，我在他对面床上，我镜头对着他，等待着他来一段长长倾诉（因为电影带来的悲苦压抑），他说了，说得非常投入，符合我的预期……突然剧情反转，他跳出“剧本”，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手稿，说：吴老师，我最近心情不好，我写了这些，想读给你听，希望你听了不要见怪。 […]

6 January 2022 度过 创作上路与持续永远都是“创作路上”的伴随问题。第一部作品完成不代表以后顺风顺水走下去，可能相反的是，第二部包括第三部会是巨大的挣扎（创作经验谈有“第二部第三部比处女作更难”，尤其是第一部作品很响亮出彩的话）。经验谈，一般来说头三部作品会是一个作者立住脚稳住的第一阶段（五年左右）。有了这一步，接下去就是朝“成熟作者”迈进，大概又需要三到五部作品（五年到八年）。 “成熟作者”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的一个认知是，可以称作“智慧作者”。能否从“成熟”迈向“智慧”，或者只是一直“成熟”下去到创作生命终止，那就因人而异。事实是，成为“智慧作者”少之又少。 我想我不是在谈创作的“成功学”，是在讲一条道路的行走。前面谈“时代”，是感慨于一个创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换句直接的话说就是，几乎每一种时代都恶狠狠奔着“干掉创作者”（客观效果来说），反过来要求创作者的是，认知时代并获得一种自我驾驭（而非被操控或随波逐流）就是考验和挑战（也是能力锤打）。 创作落实，我的体会实际就是一种度过，和时间度过，和事情固定，和情绪度过，和思考度过，简而言之就是和生活一起度过。终极来说，对创作的选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追求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着你的创作道路的选择。 因为“度过”，就不是一半冰山一半火焰战马挥刀戏剧感十足轰轰烈烈之类，它是日子的一部分，平淡悠长，从容淡定并锲而不舍，尤其是漫长灰暗日子隧道（没有目光注视掌声鲜花）始终不停匍匐爬着。这就是度过，与之伴随的是信念。 位置 谈创作我好像N多次谈到“位置”，所谓“真实影像”创作者在拍摄现场之定位。不断谈重复谈，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影像”创作者的关键问题（此可借用“屁股决定脑袋”大白话），另外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不断谈出新意。 每个作者进入创作都应该审视自己的位置，之前谈及高昂的村子拍摄，实际是抛开“农民与土地”大话题，先审视高昂的“村子入口”。对胡涛这种生于村长于村而且家（父母）依然守在村子的作者来说，持续创作下去，审视自己的“位置”也依然是问题，甚至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问题，所谓不会一劳永逸搞定。 胡涛是一个从当初寻摸入村口之小博高昂魏轩走到如今“扎在村子”之胡涛，谈他的创作，大概对刚开始回村创作及回村创作完成若干片子的作者有一定借鉴性。胡涛“扎”下之后，可能会有“四顾茫然”跟随：继续下去的创作该如何？ 我所知道的胡涛创作，《偷羞子》及之前，共三部片子，是一个“回村”并通过爷爷奶奶打开现实之门的阶段。接下去呢，胡涛的“宠”去年没有实现完成，今年又端出一个“家常”，前者试图以外公外婆路边房子大树传说中怪物“宠”构成，后者借脚伤限在床困局打开……我这里用省略号是我没弄清胡涛想要打开的是什么，或者对要打开的……充满信心。 问题可能就出在胡涛对自己的创作走到“偷羞子”之后的迷惑，不仅“偷羞子”是一个创作高度，而且也意味着胡涛的解剖刀划入家人（村人）的精神层面，解剖刀继续游走下去该指向哪处神经？ 从创作深度追求来说，我自然觉得胡涛所遇问题值得欣喜，而且跟下去的讨论，从今年胡涛新创作从“被缚在床”的“回到出生初始”，联通早逝发小张飞及留在墙上谜语妹妹娇娇，胡涛对长辈亲人的审视目光开始挪向同辈人——致我早逝的同龄人。 也许现在胡涛的“位置”问题尚未清晰，但正是一个有意思的探寻过程，值得借助创作所遇具体问题摸寻下去。 再看刚进入拍摄创作的洛洛，一个必须完成女儿责任照顾年迈父亲之中年女性，自己人生已过一多半，与年迈老父厮守，且热爱远方（工作坊，年轻人，艺术，欢笑等等），和一个基本靠回忆充实内心老人待在一起，心情大概会各种浮想联翩……这么设想下去，我感觉洛洛不是一个“要拍摄父亲和他回忆”的所谓作者，就是一个中年女性，一个有自己往事，热爱去外面奔跑，但不得不待在米易县城…… 这个时候我觉得，洛洛的位置，不是一个纯粹拍摄者或创作者，她就是生活中人，她首先是一个中年女性，一个有女儿但不在身边，然后又是一个得照顾老父亲的女儿，一个有自己回忆但得倾听另外一个老人回忆的中年人，所以我觉得洛洛的拍摄位置实际应该是她在生活中的真实位置，简单说，她生活中是什么人，拍摄中就还原那个角色就成。 我先说这些，看能不能起到推开一条门缝作用，洛洛可以再自由想下去。具体的现场拍摄，我想想看，看是否说点什么有帮助的话。 […]

6 January 2022 《自传：挣扎》片子初稿拿出，如地洞钻出来。过程中的挣扎煎熬只有自己体味。这种创作真的就是一个打洞的过程。终于从一个自认为的洞口探出头来，一番感慨是有的。 这个“挣扎”，是去年做的“自传：穿过”后的续篇，去年底拿出“穿过”初剪后，最初通道的尝试铺设，接下去的“继续”有了些想法，今年五月的作品核工作坊，我以“面对”为题介绍要做的第二篇。之后又有了些新的想法，觉得“面对”似乎过早，“面对”之前还有得一些需要做的功课，比如绕不过去的“挣扎”，于是定题在“挣扎”。这是片题转变的一个大致来龙去脉。 片子正式进入初剪是9月初，基本还是持续做下来，两个月时间我几乎没什么外出的事，连进城都极少，比较安静专心面对这部片子“孕育”。说“孕育”还是说这部片子和《穿过》、和《调查父亲》差不多，属于“无中生有”，即考虑的不是“拍的一堆素材怎么处理”，而是“脑中一个想法构成后去使用哪些素材”。 这样的剪辑类似写作，胸中风云滚滚而面对的是一张白纸，工作的进程就是如何把那些“风云”变到“白纸”上。过程中少不了纠结焦灼拧巴，不过还是看着白纸上逐渐显影出一条河水流动。这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而且很重要的还有，我难得地体会到一种从容。这种从容是之前做片子时没有或即使有也没那么强烈的。 初剪放映前我想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看片后每个在场者都说了自己的感受，表示了一些疑问，提了一些建议。两个多小时听大家说的时候，我很享受，享受从地洞钻出来后居然还是有这么一群年轻朋友加上一个老朋友（到今年认识老田30年）在洞口等着我。 面对 : “面对”与“穿过”，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动词，人一生中有可能经历。“有可能”意思是，你当然可以绕开，不必去“穿过”和“面对”，人生一样照常过。我选择人生里有“穿过”和“面对”，一是无法绕开，二是愿意主动去迎接。 我的记忆中有“穿过”这个动作，最初来自人生的某个偶然，然后造成的是命运中的必然。比如1967年我去我父亲农场是一个偶然，如果当时学校不是因为文革开始第一年的混乱停课，我基本不会去我父亲农场，而且一待半年；还有，如果我母亲能够预料到我父亲在农场的真实处境属于身处“被劳动管制”现实的话，她大概也会宁愿把我放在混乱无人管的昆明、也不会把我送到一个“被管制”的父亲身边（多年后，我父亲对我母亲送我到他农场举动还是很有怨气，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你妈为哪样非要把你送来农场。） 不管出自什么样的“偶然”，带来的后果是，穿过苞谷地，出现在我面前的父亲和他的农场无比真实，我不可避免地在不足11岁时就必须进入“大人世界”，一个“真实父亲的模样和处境”明摆在面前，必须懂事，还必须做出选择：站在父亲一边，或对面？ 很悲哀——但必须承认，我选择的是：站在我父亲对面。即便我当时不足11岁，一个实际刚踏入“少年”之人，做如此选择！虽然至今过去50年，我依然清晰记得，快离开农场回昆明前不久，半年时间与我父亲待在农场，我父亲的“真实面目”不可避免暴露在我面前，然后我和我父亲关系变得有点像陌生人，那天因为没有给他留饭一件小事他爆发，在雨中他抽打跑丢再找回来的牛，咆哮：我和你以后永远不会再见着了……我心里回应的是：我以后也永远不想见着你了。 这里所说“见着”，是“相识相处”的意思。我父亲当时的悲哀是，因为他的“真实面目”被我知晓，我肯定会就此唾弃他；我当时几乎不带什么犹豫的反应是：对，就是这样。 以后11年过去，我和我父亲“见着”是1978年，所谓“文革结束”，农场关门，我父亲回到昆明；我呢，考上大学，从插队知青的农村也回到昆明；我22岁，我父亲65岁。我后来描述我们父子俩的“再次相遇”，是“两个归来的陌生人互相打量”。 可以把此归于悲剧，归于少年不更事，革命潮流过于凶猛，大人都束手待擒，何况小人乎？就像无数曾经有过的归纳总结一样，但似乎不足够，不是应该的“面对”。所以在“调查父亲”和“穿过”中，我把这段记忆放在其中，试图再次“面对”。   （2018.11）

6 January 2022 自传，作为一种影像写作 2017年开始，我以“自传”为题尝试我的影像创作。称为“自传”，不一定就是“回忆录”“自我回顾总结”，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式。 “态度”属于内心，不宜多解释，“方式”即方法，也是行走样子，这个好说也值得说，“自传”肯定是“第一人称”，完全彻底从“我”出发，如果涉及“他人”，那是从“我”这里辐射所及（或称“走火”）。 影像的基本构成是，“回忆”与“此时”并行或交叉；形式呢，好听点说是“影像写作”（真的需要去“阅读”，而非“观看”），难听的话是，“不就一PPT嘛”（评语出自一个“热爱电影”的青年）。 所以，我这种片子，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是泾渭分明，要不超喜欢，要不白眼鄙夷之，没有中间。我的预估，前者占百分之5，后者百分之95。属于前者的极少数人，我清晰知道他/她们是谁，比如这个邮件组的老田和张慈，喜欢的第一反应是：哦这种影像嘛，我也会做啊！可以说我这种影像就是为老田张慈这种读者做的，至于“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等他们都老了吧，6、70岁以后，身体和灵魂都滞重，昔日与当下黑白分明。 前年“自传”第一篇标题是“自传→穿过”，去年第二篇是“自传→挣扎”，今年是第三篇，名字叫“自传→恐惧”。 “穿过”是人生中的不期而遇，或命定之中的遭遇，无法回避/逃避，“穿过”成了一种必须的动作（被迫或主动或先被迫后主动），然后成了所谓“经历”。这部片中的第一段画面，是我在1967年5月去我父亲农场时，在见到我父亲之前，“穿过一片苞谷地”。这段“回忆”画面是用“假动画”（真实苞谷地拍摄，再特技处理）做的。 第一篇标题使用“穿过”这个动词，我决定之后的每一篇都是动词，“挣扎”是第二篇，免不了的遭遇，就有必须的挣扎。“挣扎”包括人的一种困局或窘境，也是人之本能，甚至也可呈积极状态，只是被换着另一个词，叫“奋斗”。可以理解，“挣扎”和“奋斗”是同一动作的两个不同的词。 今年这篇“恐惧”，实际是我这个“自传”影像的“灵感被点燃的导火索”，就是说我想做的第一篇是“恐惧”，只是没有自信把控才放在后面，今年我也不见得准备好了，但想尝试一下。 最后一段该说到我的“恐惧”之“核”，我现在想到的这部片子构成是，“与恐惧相关的记忆场景”，及与现在这个“我”有何种关系。 这部片子尝试追踪的是，比“外部恐惧”更恐惧的是“自我恐惧”，在“免于恐惧的自由”降临之前，是否有途径可“驱除内心恐惧”？ “创作与持续”笔记到这一篇，用“恐惧”为题，与我做出今年新片“恐惧”第一稿有关，算作是以一段文字做一个标记。 “恐惧”一片，是我的“影像自传”第三章。现在想到的一个标题是，“吴文光一生动词若干”，“恐惧”即第三个动词。之前我提到，“恐惧”动词是我有心开始“影像自传”的第一动机，即“源头”，一种按捺不住的强大驱动力。 开始“影像自传”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前年和去年），我都因为“搞不定”它搁置到第三年，然后跨过各种“搞不定”终于拿出初稿。最后“搞定”是在美国回来后的两周时间里，伴随着我写“停滞”（若干篇）过程。可知我的“停滞”心得不是空泛而论，是审视自己，再及身边我所在乎的其他作者。 担忧害怕至恐惧属人之本能，人也在处置应对时都是凭借本能吧，这是我的理解，所谓本能即回避绕过不得不面对尽快消除之类。 看过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影片《恐惧吞噬灵魂》，片子内容记不得了，但片名却牢牢钉在心里。恐惧细菌一样蔓延扩散，足以击溃一个人的全部意志，所谓吞噬灵魂。 阻挡住“被吞噬”，我的体会是，首先必须面对，能否能最终战胜恐惧不敢说，但因为有正视这个动作，然后有可能一点点培养出与之较量的力量和智慧。 […]

13 December 2021 之1：我的出生“秘密”，片子的开头和结尾 我的三天剪辑时间，做了新片的开头（三分钟左右），使用素材是我对我母亲的采访。我母亲在世时我总共采访过她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录音采访，当时采访是为了写有关我父亲的那本书，第二次是1999年，录像采访，也是同样目的。两次采访我母亲都说到我的出生，让我吃惊的是，第一次采访时我母亲讲到一个“秘密”，我吃惊是因为这属于难以启齿的往事，我母亲居然就讲出来了。 这个秘密我猜测我母亲是第一次讲出来，而且只对我一个人讲过。1994年，我母亲75岁，我38岁，我父亲去世已5年。她为什么会对我讲出来呢？是觉得我要写书，用录音机采访她，很正式，秘密需要打开？ 知道这个秘密后，我发觉我来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偶然因素，缺了其中之一，可能这个世界就没有我这个人了。想到这个觉得很好玩。 回忆我母亲谈及这个往事“秘密”时，似乎她并没有多艰难，好像话到那里就脱口而出，但我感觉她还是有“挣扎感”，我之前38年作为她儿子和她在一起，没有说出来，属于一直藏在她心里，或者曾经想说出来但咽回去了，欲说还休，挣扎。 这是一段只有黑画面的谈话录音，我母亲和我两人。片子以此开头，接下去是我母亲的视频画面，谈生我时的“痛”。半夜肚子疼，我父亲不在，她一个人，带着我7岁的三姐，她摸黑敲开一个同事的门，让帮照看她女儿，“我要去医院生娃娃了”，我母亲说，“一路走一路疼，走到医院天都亮了。” 我想象，我母亲走向医院是一路挣扎。我的这部片子原来取名“面对”，现在改名，就叫“挣扎”。 片子开头做好了，带来的效应是，片尾也有了：我母亲躺在殡仪馆，等着家人和她告别，叠画到我母亲16岁的一张照片（我最喜欢的我母亲照片，我手机的屏面照片），再叠画到我的一段单人即兴表演。 一部片子开头如一个隧道之门打开，作用就是引领观众钻入你隧道铺设通向的“另一个世界”。我比较松弛写了这篇剪辑笔记，是体会到一种“影像即写作”快乐。剪辑进行中，再有这种快乐出来时还会和大家分享。   之2：记忆的细节与放大 上篇笔记写到我母亲在1994年一次采访录音中，谈到我的出生和一个从来没有公开过的秘密。所谓秘密，不过对我个人而言，于他人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往事漫入内心，事大事小只在回忆者自己掂量，完全可以不顾及别的人。 所以我会对我母亲谈话录音中提到的任何一个细节反复揣测，琢磨来琢磨去，比如昨天我抄录我母亲回忆生我头天晚上，半夜肚子疼，她说：“我摸黑下去，找一个同事……”这里的“下去”指的是——下楼，或下坡？我猜测，50年代的一个边远县城外好几公里的一个厂区，一般不会有什么楼房，云南山坡地多，会以地势高低说成“上面”“下面”。所以我猜测，我母亲生我头天半夜是摸黑下坡到另外一个宿舍区找同事帮忙。 那段下坡路有多长？需要走多长时间？我母亲没有回忆，可能她觉得这些细节没必要讲，她没有讲，但我忍不住会想，我母亲挺着大肚子摸黑下坡肯定不容易，这是涉及生育的“挣扎”之一，也是我反省我人生经历中的“挣扎”之一。 如此记忆细节的联想（或称放大），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作品创作延伸到某一个不可知领域？或者说创作的意味就此而生？联想到洁晶笔记中谈到意大利导演吉安尼基安与里基卢奇的“历史影像重构”，对资料影像的细节（局部）的“极尽可能放大”处理，好像有异曲同工意思。 我的“回忆录”上个片子是“穿过”，片子开头是一段回忆，1967年，我11岁时穿过的一片苞谷地，记忆中，开车带我去我父亲农场的司机车停在公路边，带我穿过一片苞谷地走到我父亲农场。这本来就是一件微不足道小事，50年后我重新回忆，穿行在苞谷地时我的三个心理活动凸显：一年多没见的我父亲变成什么样？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见到面我是不是马上叫他“爸爸”？等穿过苞谷地见到我父亲，三个疑问的答案是，我父亲戴一顶破草帽，脸和身上黑得像煤炭，我几乎认不出来，他住在牛圈旁一件简陋屋子，我没有开口叫他“爸爸”。 “穿过苞谷地”，我开始和我父亲开始了共度半年的农场生活，就此我“认识”到他是一个“被劳动改造并管制”的人，我和他的“人生界线”就此画上。所以我理解我11岁那次穿过苞谷地，就是走进“现实人生”的开始。 […]

13 December 2021 记忆中的恐惧 之前我的“面对”笔记中，追寻到“为什么（必须）面对”，是含有某种“存在方式”的追问，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不然就是“马马虎虎活过一场”。 我这里所言及的“面对”，当然不是生活中碰到问题麻烦倒霉事该如何，不是这种鸡汤，是苦药。上一篇笔记我写了年轻时和朋友旅行遭遇朋友弟弟之死，我的朋友被悲伤压垮，是的，表面上看是这样，多年后我再回忆此事，我自己也到了不可避免遭遇各种死亡，我说的不是那种正常死亡，是非正常死亡被撞到，我的体会是，悲伤是表象，内在其实是恐惧。 如果说人之本性不愿（不敢）面对，应该是，“面对”的是恐惧存在。之前我笔记中讨论过“面对”与“恐惧”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来自我的记忆，我在“作品核”工作坊第一轮“作品核讲述”中引用过，1971年（因为该事件影响巨大，知道这是该年的9月），有天我母亲下班回家，吃饭前还是吃饭后记不得了，反正是天黑了，我母亲站在饭桌灯下，说：中央出事了。我那时15岁，读初二，我母亲是那种在单位谨小慎微的人，她和我说“中央出事”这种“国家大事”，一定是“实在忍不住了”。 我问：出什么事？ 我母亲站在饭桌前，饭桌靠墙，墙上有一幅“领袖像”，是毛和林两个领袖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林是毛的接班人。我家墙上贴的这幅像，很多中国人家里都会有。 我问了后，我母亲把头朝贴画像墙上微微扬了一点，说：他出事了。 “中央出事”这类消息当时是不断听到，各种曾经赫赫有名大人物就在“出事”说法中，倒台，被批判，被说得牲口不如遗臭万年（比如“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听我母亲这么一说，我明白：这个林完蛋了。 以后知道，这就是著名的“9.13”，林和他一家人（老婆及儿子）驾机外逃坠机死亡于蒙古温都尔汗。这里不说这个依然被历史沙漠覆盖的事件，40多年后今天，这个当时震惊所有中国人的巨大事件，还只是几行字的官方说法，我对这个事件真伪真的没有多大兴趣，或者说，我曾经也是一个“宫廷秘闻”的包打听，现在我不是了，我感兴趣的是：我母亲的消息传播方式。 “毛的接班人驾机叛变外逃坠机死亡”，这是当时的惊天大事，当然也是“特级秘密”一类，按当时惯例，这种秘密是一级级传达下来的，比如最早知道秘密的人，一般是“中央委员和省委部局”，然后顺着是“师局级”、“县团级”、“处科级”，再到“党员”，最后是“普通职工群众”，我母亲就属于最后得知秘密的阶层，当然也是面积最广阔的人群。我这种中学生，被“传达中央文件”的资格都不有，以后知道消息就是报纸广播的“公开批判”了。 所以我是我母亲“内部消息”传达的“最后一群人”中的一个。按当时方式，一级级传达中央重大消息，是有时间差的，我估计我母亲被传达时，这个大事至少发生在个把月前了。 即使如此，我母亲当时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她没有明确说“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她都没有眼睛看着那张画像，只是头微微扬了一下。 这么多年，我回想我母亲和我之间的这件“家常旧事”，我体会到，我母亲当时是心怀恐惧。 阅读老照片 影像创作中“过去时”材料使用，如“老照片处理”。照片是最大量存在于个人生活的“视觉日常”，那些个人和家庭老照片越有年代越有时间的魅力，在“活动影像”稀缺的中国人私人生活中，照片大概算是唯一可用的“影像”，即使单张，静止，很久以前某一时刻的定格，可能凝固住的会异常丰富（依赖于阅读照片者的感知和联想），其丰富甚至可以超过活动图像。 我第一次在影像中处理老照片是在2010年做《治疗》，片子从怀念和纪念我母亲开始，追溯我母亲的生前事，照片成了重要使用材料之一。我家里留存的我母亲照片很多，最早照片是5、6岁的，以后长大，嫁人，工作，换不同地方工作，和家人，和亲戚，和同事，单人的，和若干人的，集体的，都是黑白，有些有褶皱，旧时代留下的黑白影像，一种刀刻感觉，坚硬的历史底色。 […]

8 December 2021 Shi Tou and Ming Ming (credit: Shi Tou and Ming Ming) Queer women filmmakers play an important […]

30 November 2021 2018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TIDF）有七部大陆纪录片入选，分别是：《独自存在》（导演：沙青）、《表现主义》（导演：徐若涛）、《神经2》（导演：李红旗）、《生活而已3》（导演：魏晓波）、《团鱼岩》（导演：萧潇）、《上阿甲》（导演：晋江）、《偷羞子》（导演：胡涛）。 以上七部片子顺序，我是按七个导演“由大至小”年龄排下来，最大过50，然后是40出头和30出头，最年轻者25岁。除年龄差别，这些作者与影像创作发生也各有自己的故事，有曾经的写作者，有依然是视觉艺术家身份，有图片摄影为业，有拍广告谋生，人世阅历的种种不一，进入到七部片子中，这些作者对现实的观看、包括影像表达的选择都各有一路。 沙青如何在“私人之窗”与“公共空间”之间搭建起一条通道并宣言他的“独自存在”？ 徐若涛的“表现之剑”亮出，是因为“现实凶猛”或“艺术凶猛”？ 李红旗蹲在公园马路边盯着那些日常，“敏感神经”触发隐藏其间的“残忍”？ 魏晓波的“私人生活”拍到第三部，“而已”之外还有什么呢？ 萧潇镜头如笔描述故乡村子，一首挽歌还是赞美诗？ 晋江在“上阿甲”发现“小人世界”，是悲伤多过快乐或相反？ 胡涛把“偷羞子”悲剧浓缩在“奶奶院子”，他打算以此建立一个超越家庭悲剧的舞台？ 好作品不用“代表”更多，它就是它自己。影片七部，现实七种。我以一个影像作者打量同行方式，写下我对这七部影片的直接观感。 沙青《独自存在》：思考激活记忆 《独自存在》片中影像来自三处环境，一是陕西某地（从路过车牌上猜测大概地属榆林），一个小城外景，灰暗冬天，积雪结冰路上，走过的人及车；二是昆明（我是云南人，从现场人声知道是昆明话）某公园，喝茶下棋游玩打发时间各种人；三是拍摄者居住室内及由窗户拍出去的对面住宅楼各窗户内生活种种。 影片可以大致归为“公共场所”与“私人之地”两类影像构成。“公共场所”段落，拍摄者如一个路人视力所见：一个雪地里蹒跚独行老人，一个双脚做滑雪溜冰状顺坡而下少年，一个女孩打电话和对方说自己昨晚的一个梦，午后一对下棋人与围观者，湖对面一群少男少女嬉戏打闹……“私人之地”段落，是一个人对其狭小室内某处凝视（以主观镜头理解），如屋顶裂缝，墙上灯泡，伴随着可能是电钻之类噪音……持续下去似乎幻化为“监视之眼”（被监视或自我监视）；再有，间断出现从窗户“望出去”的对面楼层窗户内呈现的做饭、看电视、床上一个人玩布娃娃等等“他人日常生活”。这种“望过去”的“凝视”持续下去，好像可以离开那种“好奇”或“窥视”，读出一种“抚摸感”。 两类绝然异质的影像是一种交叉并列构成，“公共场所”不断被“私人之地”打断，强烈感觉“一个人的眼睛”异常凹凸其中，“公共场所”不再仅是“景观”，是什么呢？由此不得不去猜测“眼睛背后那个人的内心”。 据说，影片是作者用从前所拍素材剪辑而成的片子。我推测而出的理解是，这部片子不是“拍出来”而是“剪出来”的。影像素材可称“作者记忆”，若干年后，这些素材被“激活”，出自作者“现在时存在方式和思考”，所谓思考激活记忆，是否可算是“影像写作”之一种，这正是这些年我最感兴趣的一种影像创作方式。 徐若涛《表现主义》：现实凶猛或艺术凶猛 徐若涛做了一部凶猛片子。片子的主角是一个叫华涌的艺术家，一个被称为“异议艺术家”的人（有点讽刺，艺术家不“异议”何称“艺术家”），其“异议”不只思想言说，还有行为，不是通常那种“行为艺术”——台湾称“行动艺术”，一字之差点出本质差异——华涌的表现就是“行动”，而且是实实在在并凶猛的动作（是否归于“艺术”再说），挑战着这个日渐死水微澜的世界，可能也挑战着我们这些旁观者的神经。 […]